中国大学教育思考

斯坦福大学校长：学生增1倍教学质量退20年

http://edu.QQ.com 2006年07月17日 11:22 现代快报

据《新民晚报》报道 “如果斯坦福的校园增加一倍，学生的人数也增加一倍，那么，我们这所大学要花20年才能达到原有的教学质量。”15日下午，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海纳西在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发表演讲时，对时下流行的高校扩张提出反对意见。

这位校长说，对一所大学而言，它能够在短时间内建造大批新建筑，但不可能增加同等数量的教授。因此，扩招对学校而言，应是一个慎重的选择，在一定时间内，它会带来教学质量的下降。海纳西先生介绍，最近几十年中，美国著名的几所私立大学如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等，学生人数始终保持在1.5万人至2万人之间。

海纳西校长表示，迅速发展中的中国高等教育，对扩招也应保持理性。

斯坦福大学校长评价“扩招” 给我们的启示

http://edu.QQ.com 2006年07月17日 07:56 来源：新华网

内容提要：高校扩招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命题，亨尼斯校长的观点或许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然而，作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其观点应该值得人们认真地去“参考参考”。其实，近年来的高校扩招，

的确可以认真总结一下了，大学校长们，也应该静下心来研究一下教学质量问题了。>>>>谈谈你的看法

据报道，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亨尼斯7月15日在上海召开的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表示：高校扩招对最好的大学影响最大。他说，大学未来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吸引优秀的师资，而不是优秀的学生。

斯坦福大学校长：学生增1倍教学质量退20年

亨尼斯校长解释说：目前世界上有20多所顶尖级的大学。如果这些大学实行扩招，起码要用20年的时间准备，才能维持原有的教学水准，保证学生质量。即使是像斯坦福这样的学校，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兼顾人数增长与教学质量关系的。亨尼斯校长指出，在美国，所有成功的大学规模都不太大，尤其是私立学校。显然，亨尼斯校长把这番话拿到中国来讲，是话中有话的。他没有直接对中国的高校扩招进行评价，但言下之意却不难理解。

调查研究：光环已经逐渐暗淡 追问扩招之后的教育质量

中国高校自1999年扩招以来，大学生的数量飞速增长。如北方某省高校招生数量由1997年的5.7万人提高到目前的38万人，增长了6倍；全日制在校生由1997年的17.6万人增加到110万人，提前5年实现了2010年高校在校生达到100万的目标。高校这种超

常规、跨越式的发展，自然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希望接受高等教育的要求，也刺激了相关经济的发展，但带来的诸多问题也随之显现出来：办学质量下降，教师数量不足，专业设置不科学，高校贷款建新校背负了沉重的负担。高等教育的入学门槛是降低了，但高额的学费却成了贫困家庭永远的痛。

观点激荡：扩招惹的祸 大学生把自己当文盲是谁的耻辱

高校扩招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命题，亨尼斯校长的观点或许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然而，作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其观点应该值得人们认真地去“参考参考”。其实，近年来的高校扩招，的确也到了总结一下的时候了，中国的大学校长们，也到了静下心来研究一下教学质量问题的时候了。高校扩招的出发点当然是非常好的，比如：提高国民素质、刺激相关经济发展、甚至可以延缓就业压力等等。然而，好的出发点在如期产生出正面效果的同时，也可能会带来一

些“负面”问题，这应该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如北京市等地区，就已经明确宣布明年不再扩招。在这样的背景下，亨尼斯校长的一席话，其实并不刺耳，应该能够给我们一些有用的启示。 耶鲁大学校长：“太听话”成中国学生最大缺点

http://edu.QQ.com 2006年07月19日 08:41 来源：新华网 宋杰 林颖颖

“我们录取学生时，最看重的是人品”，18日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对于备受关注的世界名校录取标准，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雷文透露，在众多材料中，学生高中老师的推荐信往往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我们也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对学生进行判定，甚至要看学生在高中是否积极参加体育运动。”

当雷文校长被问及中国学生缺点时，他表示，中国学生“太听话”了。“中国的学生一般不敢对老师说不，美国学生虽然也很尊重老师，但会和老师争论。”

雷文说，“填鸭式”的教育不是最合适的方式，教育不是单行道，不能是老师传递信息，然后学生复制出来。耶鲁大学会经常组织小型的研讨班，来激发学生发表自己的想法并努力捍卫自己的观点。“耶鲁很多考卷的题目，都没有唯一的正确答案。学生应该有批判性的思维，能不断创新，而不仅是依靠记忆学习

中外校长热议创新：大学应培养“叛逆”学生

http://edu.QQ.com 2006年07月19日 08:45 解放日报 大学应怎样融入城市创新律动？昨日（18日）圆满落幕的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国内外100余位高校“掌门人”纷纷发表真知灼见。

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

“基础研究，大学应是主力军”，“大学应在原创性研究中发挥独特作用”，“基础研究代表永恒的好奇心”„„许多校长不约而同强调：基础研究领域，大学应担起领军重任。

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亨尼斯说，较之迫于市场和生存压力的企业，高校宽松自由的土壤中更易结出硕果。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校长杨祖佑认为，基础研究对培育优秀人才有益。许多中国校长也指出，大学学科门类齐全、学术氛围浓厚，为研究探索提

供了良好条件。兰州大学校长周旭红说，致力于基础研究，可能无法从市场获得及时回报，但为社会发展探究创新源泉，恰是大学的使命所在。

大学应培养“叛逆”学生

“有的学生面对权威、面对传统，不敢大胆提出不同见解，而创新从来就是突破常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眼中的创新人才，应具备“敢为天下先”的学术勇气。

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雷文指出，让大学生尤其是本科生具有批判性思维，应是大学教师的主要工作之一。“如此，他们才会拥有创新活力”。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指出，在复旦运行多年的通识教育体系给予学生更多的课程选择和专业选择，将激发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和不断提出问题的勇气。

大学应是创新文化“辐射源”

创新来自创新文化的孕育，高校应是创新文化的一大源泉。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陈凯先院士说，创新集中区域，仅有企业、资金远远不够。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薪火相传的人才积累、宽容失败的探索氛围„„构成大学独特的创新文化底蕴，不断向外辐射。

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提出，培养创新人才，与重视创新的社会文化密切相关。由大学带动的社会创新氛围，同样能“反哺”大学创新。

上海高校以大学文化为辐射源，正积极推进周边区域的创新文化建设。在浦东张江药谷，已经落户的中医药大学和即将入驻的复旦药学院等，不仅带来人才、知识，还将带动所有创新极共同“发力”。五角场区域内的5所高校，实现了图书馆、体育设施、实验室、博物馆等资源向社区开放，校内博物馆、校史馆也成了校内外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彭德倩 唐烨 丁学勤） 耶鲁校长：不赞成让高校教授“教而优则仕”

http://edu.QQ.com 2006年07月19日 11:36 来源：新华报业网

18日，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即将闭幕之际，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雷文成了论坛上最耀眼的“明星”，作为美国常青藤联盟学校中任期

最长的一位校长，雷文教授昨天就中国高校中存在的“教而优则仕”现象明确表态：不赞成。

不强迫“教而优则仕”

雷文昨天说，现在中国高校存在一种现象，教授们在科研方面做出突出贡献、获得多项奖励后，就被任命到行政岗位，担任管理工作；但其中有不少教授，其长处在于科研，繁忙的行政管理不仅埋没了他们的才能，还耽误了他们继续科研的脚步。对于这种“教而优则仕”的现象，雷文的观点是，不能强迫教授“教而优则仕”，“在耶鲁，很多在研究方面取得成功的教授对管理没有兴趣，学校会尊重教授的选择，不会让这些优秀教授做管理；当然，也有一些教授，科研做得好，管理同样也在行，他们希望转到管理领域开始新的挑战，学校也全力支持，总体原则是选出有管理能力的人和有研究天赋的人，让他们各司其职。”

大学需培养批判性思维

雷文校长谈完教授后又谈起学生培养，他表示，现代大学对学生单一的专业培养已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在上个世纪早期，美国也曾采用“填鸭式”教学，让学生学会记忆和在试卷上还原，但如今的美国大学，更注重学生的独立思考，鼓励大学生具有批判性思维，学

会解决问题，而不是重复所谓的标准答案。唯有如此，学生在毕业后才能继续保持这样的好奇心。

此外，针对现场部分中国校长“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适合95%的普通学生，而美国的教育模式只适合5%的优秀学生”的说法，雷文表示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他也坚持认为：“我们大学和在座的一流大学的学生应该都属于那5%之列。他们需要的不应该是‘填鸭式’教学。我认为，对于正处在飞速发展中的中国，改革传统的大学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创新性的人才培养十分重要。”

雷文校长举例说，上个世纪，日本通过仿效式的教育模式，短时间内通过培养出色的工程师，制造最精确的仪器，赢得了经济的发展，但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的经济开始出现长期疲软，这与国家的传统教育模式有关。雷文表示，在未来15至20年，要维持中国经济的持续上升，避免遭遇到类似日本遇到的问题，就必须更新教育模式，重视和开始对大学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欢迎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谈话中，雷文对中国的优秀留学生赞赏有加：“中国的留学生一直相当优秀，20多年前的中国留学生数学都相当的棒，现在的留学生比起他们的父辈，英语更加优秀，与美国当地同学可以产生互动，能完全融入美国的生活。我们非常欢迎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优秀留学

生到耶鲁、到美国的学校留学。”雷文最后表示，由于美国政府在2003年收紧了留学政策，让很多中国优秀留学生流失到了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他对此感到遗憾和痛心，所以他这些年来一直呼吁美国政府放松留学政策。事实上，正是由于包括耶鲁校长在内的一些美国大学校长们的努力，美国很多针对外国留学生的所谓敏感政策最终被废除。

理查德·雷文教授

1993年被任命为美国耶鲁大学第22任校长，是现任美国常青藤联盟学校校长中任期最长的一位。雷文在耶鲁大学任经济学教授，曾任耶鲁经济系主任和文理研究生院院长。雷文是技术变革经济学方面的专家，美国艺术和科学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技术经济政策委员会委员。

难谈独立：" 教而优则仕" 下的高校依附型人格

http://edu.QQ.com 2006年07月20日 10:42 来源：北京青年报 杨耕身

内容提要：在反思大学教育之时言必及“大学精神”的今天，我们都应该意识到的一点是，大学如果没有了独立之人格，又何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这样的一种事实，也就造成了中国大学某种人格分裂的症状：一方面是不得不仰人鼻息的不自主生存，

另一方面却又渴望在沉沦中保持高贵。（谈谈我的看法）[解读教育校园 尽在教育视线]

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即将闭幕之际，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雷文教授就中国高校中存在的“教而优则仕”现象明确表示不赞成。雷文指出，现在中国高校存在一种现象，教授们在科研方面做出突出贡献后，就被任命到行政岗位；但其中有不少教授，其长处在于科研，繁忙的行政管理不仅埋没了他们的才能，还耽误了他们继续科研的脚步。对此，雷文的观点是，不能强迫教授“教而优则仕”。

新闻回放：耶鲁大学校长不赞成中国教而优则仕现象

在中国，教授的“教而优则仕”到底是强迫的还是一种自主争取的结果？在这一点上，身为耶鲁大学校长的理查德·雷文到底显得不怎么了解“中国国情”。但无论如何，作为一名局外人，雷文毕竟说出了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这就是中国大学的“教而优则仕”现象。如果换一个说法，就是高校行政化以及“官本位”化。经过“官本位”多年对教授队伍的渗透，教而优则仕，仕而优则教，“教仕一体化”已经呈现高度融合的状态了。

“教而优则仕”也好，“官本位”也好，其背后真正的问题，则在于将大学纳入行政一体的管理模式，学官化的高校治理等等原因。在反思大学教育之时言必及“大学精神”的今天，我们都应该意识

到的一点是，大学如果没有了独立之人格，又何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这样的一种事实，也就造成了中国大学某种人格分裂的症状：一方面是不得不仰人鼻息的不自主生存，另一方面却又渴望在沉沦中保持高贵。

大学还是要有点精神的，这是大学全部的高贵所在。人是环境的动物，大学精神如何，直接反映到教授的“品质”如何，有几分高贵可言。如雷文所指出的“教而优则仕”，还有近期媒体报道的“钱而多则跳”的“跳蚤教授”，以及一直以来不曾绝听的剽窃教授等等，除了功利的映射，让人看出现今的一些大学有多少高贵之处呢？

从事高教研究的黄俊伟先生在分析中外近现代思想文化及科学研究发展的一般历史时指出，没有功利色彩、专门而精深的学术研究，只能是遵循学术规律或民主社会的产物。抗日战争时成立的西南联大，尽管条件异常艰苦，但由于符合教育规律的办学模式，保证了教育独立、学术独立、学术本位的文化生存空间，使这所“战时高校”涌现出杨振宁、李政道、苏步青、华罗庚、李四光、吴大猷、朱自清、闻一多、马寅初、徐悲鸿等一大批科学文化大师，而西南联大也当之无愧地成为当时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

要让教授高贵起来，高校一流起来，则大学必先精神起来。祛除官本位做法，让大学按照教育规律办学，舍此诚无他法。

耶鲁大学校长：不创新 中国经济将重蹈日本覆辙

http://edu.QQ.com 2006年07月19日 08:35 来源：新华网 张贤贞

“如果不进行创新教育，中国20年后将重蹈日本经济衰退的覆辙。”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雷文昨天（18日）在参加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做出了上述表示。以“如何进一步发挥大学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作用、如何为国家提供人才支撑与技术保障”等话题的本届论坛也于昨天正式闭幕。

传统教育模式阻挠创新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雷文认为，日本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关键在于缺乏创新精神，整个国家所实行的传统教育模式是阻挠创新精神产生的根本。“仿效别人最先进的技术对于那些受过严格训练的工程师来说，完全没问题，但自从软件、互联网等‘软能力’急剧发展之后，日本似乎就有点跟不上了”。

“这个道理对中国同样适用。”雷文校长告诉记者，当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准之后，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就不会显现，只有维持创新的动力和实力才有可能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发展。“如果不在创新上寻找突破的话，中国经济将会在20年后重蹈日本覆辙”。

鼓励学生批判性独立思考

“不敢抛弃文化传统、被动接受长辈说法„„这是不少中国学生的‘通帛。而打破这一点将非常重要。因为创新，必须鼓励学生具有批判性的独立思考能力。”持有传统“填鸭式”教学不会产生创新型人才观点的雷文校长在回答中国校长提问时，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对此，不少中国高校校长也表示赞同。西南交通大学校长周本宽直言：“在应试教育大背景下，学生所有回答都有标准答案，导致他们不敢想入非非，只是一味盲从”。

周校长说，为了鼓励创新精神，该校特地推出一本《素质证书》，学生参与的所有校外活动都会被记录下来，并以此作为推荐免试读研的考量依据。

校长们的忧思：中国的大学繁荣表象背后隐藏空虚

http://edu.QQ.com 2006年07月19日 10:12 来源：中国新闻网 周兆军

“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今天在上海闭幕。

两年前，在北京钓鱼台举办的“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章良问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北大什么时候才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当时，在古色古香的国宾馆里，中国的校长们对世界一流大学满怀憧憬。

两年过去了，人们没有看到北大、清华拉近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在本次论坛上，校长们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满怀忧思。就像这次论坛的举办地浦东干部学院一样，中国的大学在奢华、繁荣的表象背后，隐藏着种种“不足为外人道”的干瘪、空虚。

本次论坛，北大校长许智宏缺席。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在接受北京某报记者采访时潸然泪下。这位女记者在其采访手记中写道，“一个大学校长在记者面前流泪，在我这几年的记者生涯中，还是第一次，更何况，这是中国最著名的清华大学校长。在记者看来，顾校长的流泪是源于他内心的矛盾。”

百年历史上，中国的大学校长曾经是一个星光灿烂的群体，蔡元培、胡适、梅贻琦、张伯苓、马寅初„„一个个以其博大的胸怀和对中国教育的卓越贡献而为后人怀念。如今，处在转型期的中国高等教育、中国大学校长，面临着太多的痛苦和矛盾。 大连海事大学校长王祖温向与会的各位校长推荐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世上已无蔡元培》。他说：“回想当年的西南联大，在多么动荡的一个年代，培养出几位诺贝尔奖得主，培养出多位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可是现在呢？”

“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没有大师？”不止一位校长表达出这样的困惑。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表示，现在的教育功利性太强，

太浮躁，这样的环境是无法培养大师级人才的。他还拿出郭沫若的中学成绩单说，以这样的成绩参加现在的高考是很难考上大学的。

华东理工大学校长钱旭红以自己的女儿为例说，“她从重点小学到重点中学再到重点大学，这样一路走过来，但当我问她的兴趣是

什么时，她自己也不知道。”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认为，这不能怪孩子，是我们的教育体系把她训练成这样的。

如果说大学是现代文明的导航灯，那么大学校长可以说是现代文明的守灯人。尽管人们对中国的高等教育给予种种责难，但在本次论坛上，校长们表现出的忧患意识使人看到困顿中的希望。资深教育记者谢湘发出的报道称，今年的大学校长更敢说话，不像过去唯唯诺诺生怕得罪谁，更具独立精神。

在敢言者当中，王树国是备受瞩目的一位。他担心的是，大家只是借这个机会发一通牢骚，在众声喧哗过后，一切都恢复沉寂。 中国大学应首先吸引优秀师资而不是学生

http://edu.QQ.com 2006年07月16日 08:14 来源：新华网 斯坦福大学校长：创建公司不是大学的主业

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亨尼斯今天说，扩招对最好的大学影响最大。中国大学未来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吸引优秀的师资，而不是优秀的学生。

他是在上海召开的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发表上述观点的。1998年中国高校开始扩招，大学在校学生达到此前4倍以上。有记者请这位著名大学的校长就此发表意见。

在亨尼斯校长看来，目前世界上有20多所顶尖级的大学。如果扩招，也要用20年的时间才能保证质量，维持原有的教学水准。即使是像斯坦福这样的学校，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兼顾人数增长与教学质量的关系。而美国所有的成功的大学规模都不大，尤其是私立学校。 “扩招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大学吸引高水平师资要用20到30年的时间。”亨尼斯校长说。多所世界著名大学校长都有一个相同的结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本科生。问题是学生数量的增加与教育质量的保证很难成正比。教育部的有关数据也显示，与1998年相比，在校大学生达到4倍以上，而教师人数还不到同期的两倍。 在大会上，亨尼斯还郑重提醒参加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的校长们：创建公司不是大学的主业所在。

他说，历史上斯坦福有很多支持技术转让的事例，著名的思科公司、SUN 、GOOGLE 皆发源于此。但斯坦福自己从来没有一个校办的公司。

亨尼斯解释说，那是因为大学没有最合格的人员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大学是培养创新的沃土。

亨尼斯以自己在大学和硅谷25年的经验，向大家介绍了如何在大学培植“创新”的土壤。在他看来，建立创新环境有三个内部因素。第一是选对人，第二是时刻生活在技术的前沿，第三是寻找划时代意义的技术。

选对人是最重要的步骤。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创新的生态环境。亨尼斯说，“对的人”有三类，第一类是理想家，他们能够很快看到科技进步带来的新机遇，从一开始就比其他人高瞻远瞩，有战略眼光。他们有新技术，新能力，愿意改变旧的办法，降低成本。

第二类是探索家。这类人通常是受到技术经验的驱动，能感受到技术的变革，创造新的机会。刚开始，这样的机会看起来并不明确，很多人认为他们是幸运的。而实际上，是他们擅长在某个领域发掘并利用那些变革。

第三类是不受束缚的执行者。这些执行者愿意寻找新的方法和途径，尽管开始这些方法和途径看起来没有多大价值。在大学，硕士生和博士生就是这个角色，他们有探索精神。因为他们不知道未来有哪些陷阱和阻碍。

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好教授必须上讲台、出成果

http://edu.QQ.com 2006年07月18日 16:16 来源：新华网 在东北大学某学院的一次本科生毕业典礼上，毕业生们都被组织着围绕在一位老教授周围拍毕业照。当有老师问同学：“你们知道这位教授是谁吗？”结果在场的同学竟没有一人知道，而这位老教授正是这些毕业生所在学院的学科带头人，一位院士。

在今天进行的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东北大学校长赫冀成讲述了这样一个小故事。“这真的很悲哀，最高层次的教授和学生在4年里都没有接触，高水平的学生怎么培养出来？那么大学里都是谁在教书呢？在我们东北大学，在5—10年前，是我们称为‘丑小鸭’的那些刚刚毕业留校的老师给本科生教书，他们也是刚本科毕业，水平能比刚进大学的学生高到哪去呢？只能是现炒现卖。”赫冀成校长的感慨，也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教育界乃至全社会都在反思的一个问题。

“教授必须教书，好的教授更应该如此，毕竟，他们是站在学科前沿的人，和他们接触，能让学生尽可能地接触到他所学专业的知识前沿。”赫冀成补充说。

的确，在本届论坛上，大学的师资力量被看做是大学培养创新人才的关键之一，如何建设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成为校长们议论最多的话题。在赫冀成看来，有一个评价教师的标准非常关键：“我们要有

评价教师的标准。在美国，评价教师的标准很简单，一是教授必须教书，二是看其学术水准，三是看其公共服务。在美国，一个教授的学术水准是决定因素，但从目前来看，我们的标准是比较混乱的，比如说，在上世纪80年代，一个能找到科研经费的教授通常被看做是好教授，但是，能找到经费并不是学术上有高水平的象征，高水平的象征是做出成果来，特别在今天，如果一个找到经费并占用着经费的人最终不能在科研上出成果，从投入产出比上讲，今后我们是应该对其有所追究的。”

事实上，多年以来，我国也在教授的学术水准的评定上作出了许多努力，例如很多 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大学以发表论文数量作为教授评定职称的标准之一，但是，伴随而来的却是论文重数量而不重质量的浮夸之风。由此可见，一个关注于质量，而不是数量的评价标准势在必行，而上讲台，出成果，这样实质性的内容，应该成为标准。(记者 王庆环)

（光明日报 ）

校长论坛自揭大学之短 大学：缺失的是什么

http://edu.QQ.com 2006年07月19日 08:33 来源：新华网 第 1 2 3 页

“我是研究机器人的，希望机器越来越像人，但作为校长，我担心把人培养得像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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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王树国此言一出，顿时引来一阵笑声。担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四年，他发现了一个蹊跷的现象：一些留校的博士生最初很有创意，待了几年后，就没什么想法了，送到国外，又发展很快。这逼得王树国思考：现在的大学到底怎么了？

他话音刚落，几位校长便高举右手示意要发言。“西南联大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了大思想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中国50多

年的高等教育培养了这么多学生，为什么一个也没有？”大连海事大学校长王祖温站起来一把抓过话筒说，“我很悲观。”

这是7月14日，在上海举行的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进行到了第三天。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身为大学领导者的校长们毫不掩饰地数落着当今中国大学的种种弊端，火力集中。

大学：怎样面对“被格式化的一代”

此次论坛的主题是“大学创新与服务”，以高考为导向的应试教育体制受到了众多大学校长的抨击，他们将之视为大学创新的重大障碍。

华东理工大学校长钱旭红的女儿，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她从小学五年级开始住校，有很强的独立生活能力，刚被复旦大学录龋但是面对父亲的提问：“你上大学的兴趣在哪里？未来的理想是什么？”她一脸茫然。

和女儿一样被应试教育“摧残”的孩子，钱旭红称之为“被格式化的一代”：没有时间玩耍，甚至没有时间梦想，他们被一纸试卷扼杀了创意。

钱旭红发现，这些孩子进入大学后，不少人会表现得很有个性，“但通常是叛逆，甚至会在无奈之下走向玩世不恭”。老师的课即使讲得很好，许多人也不听。听一个学术报告，常常有很多人提不出问题，自主学习能力极差。

就连他的博士生，在最初的半年里，也让他相当头疼：“谈一个问题，他们就像傻瓜，总谈书上的东西和别人的观点，从来不敢怀疑和反驳我。”

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的问题提得很尖锐：在目前难以改变应试教育体制的情况下，大学该怎么办？是否有可能通过大学的熏陶，弥补学生在应试教育阶段的缺失？

外界评论也认为，如果把大学生缺乏创新能力的原因完全归咎于大学之前的应试教育，显然有失公允，这是大学“撂挑子”的表现

——有人明确质疑：“同样是受过应试教育的中国学生，为何到了国外的大学表现就大不一样了呢？”

今年有近300名中国留学生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毕业，该校校长伊安·洽博告诉中国的大学校长们，这些学生很棒。虽然在第一学期，他们通常不愿意像澳大利亚的学生那样去质疑老师，但“一旦融入这种环境以后，他们的表现会相当好”。

“我们的大学创造了好奇心的文化，鼓励学生提出更多的问题。”伊安·洽博说。

罗德里克·弗雷泽博士，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名誉校长，特别喜欢据说来自中国的一句谚语，大意是：你告诉我，我会忘记；你给我示范，我能记住；你让我自己做，我就会明白，而且一辈子都明白。

“500个学生坐在一个大讲堂里看着一位老学究在照本宣科，这种方式肯定要取消。”这位校长说，“我们的教师决不能做讲堂上的圣人”，而要和学生进行苏格拉底式的互动。

据说牛津大学的文化氛围是这样的：教授每周把学生召集到自己家中，叼着烟斗朝他们喷烟，学生被喷了四年的烟之后，就成了成熟的学者。

这是令许多中国大学生十分向往的场景，因为他们中的不少研究生可能一个学期也见不到几次导师。

此次论坛上，记者至少听到十位中国校长批评了大学当前的培养方式：过于强调知识的灌输，不断重复地考察学生对书本知识的掌握，扼杀了学生对知识的兴趣和好奇心。“这也许是我们与国外在人才培养方面最大的差别。”王树国说。

问题是，这种差别，在两年前的上一届大学校长论坛上就曾被提及，不知道两年后的下一届大学校长论坛上，是否还会被继续说起。

大学：缺失的是什么

曾有一家公司愿出大笔资金聘请阿尔伯塔大学的一位全球顶尖的物理学教授，但院长告诉罗德里克·弗雷泽博士：“不要推荐这个人，因为他不关心学生。”最后，公司果然没有聘用此公。

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每年的总经费有7亿澳元，其中90％的预算都安排在了科研上。然而据校长伊安·洽博介绍，他们对“科研”的理解，和国内大学有着不小的差异。他说，一个学科要想成为重点学科，必须设置相应的本科课程，不能光搞研究不上课，“这样的研究保持了独特的发现文化，贯穿于所有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育项目。”

参加论坛的不少国外校长都承认，因为科研工作能够获利，大学教师很容易将工作重心从教学转移到科研上来，这似乎是所有大学面临的问题。但他们同时也强调，自己的大学会在制度安排上尽量平衡这种趋势。事实上，中国大学所面临的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国外大学处理科研与教学之间关系的做法，成了许多中国校长很关心的话题。

其实，

处理这一问题，中国大学并非没有本土经验。厦门大学在20世纪40年代是人才涌现最集中的时期。抗战爆发后，学校迁往长汀办学，当时的校长萨本栋一方面千方百计延揽名师，同时要求他们必须全力以赴给学生上课。有的课程只有一个学生，教授也会认真对待。

厦大在抗战8年期间毕业的3000多名学生中，产生了15位院士、8名大学校长、上百名著名科学家、企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这与当时一大批知名教授为本科生授课是分不开的。”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在论坛上感叹。

“现在名教授不教本科，中国大学生的水平比以前差了很多。”著名数学家丘成桐如此评价。教授们不愿给本科生上课，年轻教师对教学也敷衍了事，他们的研究大有长进吗？丘成桐说：“绝对没有，去查论文发表在什么地方就晓得了。”

倒是剽窃、抄袭等学术造假现象，这些年来在高校层出不穷。至于拼凑论文，或是将一篇论文分成几篇发表的情形，更是不足为怪。这惹得吴建民在论坛上大声疾呼：“这是对中国形象的丑化，他们不配做老师。”

“一位校长如果对学术造假泰然处之，大学的学风必然会逐步败坏。”安徽大学校长黄德宽认为，除了指责，从制度设计上避免学术不端因素的滋生，其实是校长们能够做到的。

李坚教授自1996年起担任东北林业大学校长。十年来，他被一个始终迷惑不解的问题困扰：中国学者的智商绝对不差，待遇也越来越好，优秀教授的年薪能超过20万，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在世界上少有顶尖的人才出现？

7月15日，他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刚刚演讲完的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亨尼斯嘿嘿笑了两声：“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有难度。”但他告诉李坚，高度竞争是美国高等教育最突出的特点，也是成功的关键。比如科研经费的划拨，一定是经过同行的严格审查，择优投放给最好的研究课题。

而中国的很多高校被丘成桐斥为：唯利是图，只看经费，真正的研究成果从来没人在乎。他说：“中国高校只知道放一大笔钱在一个项目里面，但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带领。”一些高校总在宣称有多

少大项目，请了多少专家，特别是引进了多少外国专家，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很多都是假的。

中国大学的问题，还体现在太多的评估和检查上，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将此归纳为“辛辛苦苦造数据，认认真真走过潮。他认定，强加在大学头上的许多评估，浪费了时间，更败坏了学术风气，“现在的学术风气，在各个学校已经降到了最低点。” 西安外国语大学的王天定教授先后在两所大学任教，他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今天的大学，已经不利于真正有志于学术追求的人生活，大学老师包括年轻老师正处于一种比较萎靡的精神状态。“大家在一起常常议论的不是房子孩子，就是如何找关系发论文，学问连提都不提。”

大学：谁来扮演主角

论坛上，中国一位大学校长向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请教，如何排除障碍，建立机制，激发教职员工的激情。“校长并不是高高在上的，而要和大家在一起，真正成为他们的同事和朋友。”伊安·洽博回答，“我的责任就是让他们工作顺畅。他们遇到什么障碍，可以随时告诉我。”当然，他也承认，自己花了很多年时间才建立起这种信任。

然而在中国，大学和校长都是有级别的，要分副部级和正厅级。“这太荒唐了１“副部级”校长王树国说。他认为，对于高校存在的问题，高校自身固然不能推卸责任，但更多的是受外部环境制约，根本问题无法得到解决。

1948年建立的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目前已成为德国的一流大学。校长迪埃特·伦森介绍，这得益于学校拥有比大部分德国公立大学更多的自主权，从而能够不断推行改革。

上世纪70年代，柏林自由大学曾经历过一场危机。随着席卷德国的民主化进程，在大学内部的民主角力中，获胜的是行政部门，而不是教职人员。行政部门的官僚阶层严重制约了柏林自由大学的发展，问题相当突出。最后，学校采取断然措施，决定取消与校长相互掣肘的委员会，改由全体教职员工推选校长，同时缩减了学校行政部门的职权范围。

整个改革，迪埃特·伦森回忆，“国家的教育部门在其中没有扮演任何角色”，完全是学校根据自身的情况而制定措施。

“大学要办好，就是八个字：‘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湖南师范大学校长刘湘溶说，“在这方面，我们与国外的差别可能是更本质的。”

7月15日下午，在会场外大理石铺就的大厅里，记者请一位中国校长谈谈对本次论坛主题“创新”的看法，他支支吾吾了好一阵，然后从公文包里拿出一篇论文，照着念了一段文字。在离他几米远的地方，坐在沙发上的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亨尼斯正被七八个记者包围着，他一边回答提问，一边夸张地用手比画着，不时发出哈哈的大笑声。 （记者 李斌）

（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