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基| 走进从前忆取暖(06.11.13)
从前京城的老北京人做饭和取暖都是烧煤球儿，是煤末儿加黄土用人工摇成的。(后来有了机制煤球儿)也有烧硬煤(块儿煤)的，不过不好烧，很“爆”，往往能够把烧得正红的炉火“爆”灭，所以烧的人不多。“三九”天实在冷得不行了，也有的家儿买点儿木炭，放在一个脸盆里点着临时烘一烘屋子增加点儿温度。卖炭的推着一辆两个木轮车，手拿一个直径有一尺左右的大拨浪鼓儿，摇起来嘭嘭地响，一听就知道是卖炭的来了。不过买者寥寥，虽然价钱不贵，可还是舍不得。
那年月使用的火炉子很简单，上面炉口四周是一个方形的铁炉盘儿，炉身亦是铁皮做的。下方有一圆孔是通风和用火筷子擞火用。最下面是几根儿铁条做的箅子。整个炉子用四条铁腿儿支撑着。炉膛里是用缸瓦砸碎与青灰加水和泥，用竹板儿拍打滋润后搪好。这种炉子没有烟筒、不能封火，夜晚不能放在屋里，煤气中毒不得了。每天早晨在院儿里笼火，用一拔火罐儿拔着，上来了再搬到屋里。火着乏了该添煤时再搬到院儿里。如此每天都要反复几次。第二天早晨再重新劈柴笼火，家家如此。偌大的院子每天都煤烟缭绕，要好大工夫才会散去。这是从前大杂院儿的一景。
这种简陋的取暖方式，屋里的温度的确很低，尤其到了夜里更是寒冷。当时绝大多数京城百姓都是这样过冬的。只有少数经济条件好的家里安装有炉膛很深的“洋炉子”，就是有烟筒的火炉。添煤不出屋，夜里可封火，自然要暖和许多。
我是在北京的胡同里长大的，住的是一个有20多家儿的大杂院儿。记得上个世纪50年代时冬天特别冷。我家屋里的玻璃上冻满了美丽的冰花，终日不化。父亲就在上面用手指甲写字教我认，还教我在冰凌上画老渔翁戴着草帽在小船上钓鱼，并教我背诵唐代柳宗元的诗《寒江独钓》。由此使我想到，不管在什么环境下，只要善于在苦中、忧中找乐，生活中的情趣是无处不在的。
我家住的是三间西房，一个小火炉放在靠南头儿的一间里，门框处挂一布帘儿。严冬季节没火的那两间屋跟寒窑似的，有点水都冻了冰，有火的这间房稍微有点热乎气儿。到晚上睡觉时，棉被冰凉。我每天都哭喊着要钻热被窝儿。父亲就用一块砖在火炉上烤热，用一块布包几层，放在我的被窝里焐着。有的时候就用妈妈做针线活儿时用的烙铁在火炉上烧热，在我铺好的被窝里挨次熨烫，趁热赶快钻进去。即便这样，在后半夜也常常被冻醒。在物质生活非常匮乏的年代，京城百姓最难熬的就是冬仨月。
后来我大点儿了，家里买了一个可以安烟筒的、铸铁的“花盆”炉子。烧煤球儿，连做饭带取暖。我们住的这个地界儿在“荣宝斋”后身儿。课余时间我去捡他们烧锅炉倒掉的没有烧透的乏煤，即常说的煤核儿，回家和煤球儿搭配着烧。火着得很旺，冬天的夜晚屋里已不再寒气逼人。
再后来，煤铺取消了煤球儿的生产，居民一律改烧蜂窝煤，省事儿也干净多了。街坊四邻全都用上了铸铁的炉子，冬天在屋内安上了烟筒。北京人的冬季取暖有了很大改善。随着社会的发展，相当数量的家庭住进了楼房，用上了暖气，生活质量在不断提高。
时至今日，京城至少还有几十万户居民住在平房里。除了少数家庭冬天使用空调、电热器等取暖外，绝大多数包括使用土暖气的人家仍然烧蜂窝煤取暖甚至做饭。因为我家几十年一贯制，仍住在老地方。所以这就决定了我们与蜂窝煤有着不解的情缘。然而使人感到些许遗憾的是，这几年煤炭的价格逐年上涨，质量却不敢恭维。不是不经时候、就是火势不旺。往往着得好好儿的红煤自己就碎了塌到了炉底。现在，又到冬天了，煤的价格和质量，成了我们这些平房的居民最关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