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十娘与玛格丽特人物形象之比较_苏生财
64《南平师专学报》2000年第19卷第1期JournalofNanpingTeachersCollegeVol.19 No.1 2000
杜十娘与玛格丽特人物形象之比较
苏生财
摘 要 杜十娘、玛格丽特这两个人物形象在人物身份、人生理想、命运结局上具有相似性,同
时,她们在人身自由度、爱情结局和自杀方式等方面又存在差异性。本文对这两个人
物形象的异同性进行比较,并就产生这些异同的原因作些分析。
关键词 杜十娘 玛格丽特 人物形象 比较
杜十娘是我国明代作家冯梦龙在《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塑造的一个颇为耀眼的人物形象。玛格丽特是19世纪法国作家小仲马于《茶花女》中刻画的一个极具魅力的人物形象。这两个人物形象在地域上远隔千里,在时间上相距二百多年,具有非常明显的差异性,同时也存在着十分惊人的相似性。本文试就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同与异加以简单地比较,并对产生这些异同的原因作些粗浅的分析。
一
杜十娘、玛格丽特分别是冯梦龙、小仲马倾心着力塑造的人物形象。通过认真阅读、仔细对比,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人物形象在以下三个方面存在着相似性:
第一,如花似玉京城姬,红极一时巴黎妓,身份同属“青楼”女
杜十娘和玛格丽特这两个人物形象的相似性,首先表现在她们的人物身份上,即她们都是遭人蹂躏、受人践踏的“青楼”女。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一开篇,作品便告诉我们,杜十娘出身寒微,年仅十三岁就被“破瓜”,从此“误落风尘花柳中”,成为京城教坊司院这座“青楼”里的一名妓女。玛格丽特原本也是一个纯洁无邪的乡下姑娘,家庭的穷苦,迫使她来到纸醉金迷、人欲横流的浮华都市———巴黎,不得已以卖笑求生,沦为巴黎这座大“青楼”里的一位妓女。
不管是生活在我国明朝万历年间京城的杜十娘,还是出入于19世纪法国巴黎昂坦街九号的玛格丽特,她们都是“青楼”女,而且都是如花似玉,令统治阶级、上流社会神魂颠倒的名姬、名妓。在《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杜十娘一出场,作者便描写道:“浑身雅艳,遍体娇香,两弯眉画远山青,一对眼明秋水润。脸如莲萼,分明卓氏文君,唇似樱桃,何减白家樊素。”杜十娘在“七年之内,不知历过了多少公子王孙,一个个情迷意荡,破家荡产而不惜”。至于玛格丽特,小仲马在《茶花女》第二章中这样勾勒道:“在一张艳若桃李的鹅蛋脸上,嵌着两只黑眼睛,黛眉弯弯,活像画就一般;这双眼睛罩上了浓密的睫毛,当睫毛低垂的时候,仿佛在艳红的脸颊上投下了阴影;鼻子细巧、挺秀,充满灵气,……鼻翼有点向外张开;嘴巴匀称,柔唇优雅地微启时,便露出一口乳白色的皓齿;皮肤上有一层绒毛而显出颜色,犹如未经人的手触摸过的桃子上的绒衣一样。”巴黎的公爵、伯爵们也纷纷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愿意为她倾家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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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勇斗鸨母争“从良”,义辞公爵离巴黎,理想均为新生活65
杜十娘和玛格丽特虽然都长期过着荒淫堕落的妓女生活,而且东方的公子王孙、西方的公爵伯爵都不惜为她们倾家荡产,但生活的污泥浊水并没有使她们的灵魂堕落。她们都憎恨自己所处的环境,都渴望逃出火坑,过上一种真正充满自由、平等、欢乐的新生活。在如何实现自己这一理想追求的问题上,她们不谋而合地走上依靠爱情力量而努力奋斗的道路。
杜十娘“久有从良之志”,当“风流年少”的宦家公子李甲出现在她面前时,她见这位李公子“忠厚志诚,甚有心向他”。为了能“从良”嫁给李甲为妾,杜十娘确实是精心筹划,勇于争取。当“贪财无义”的鸨母想“打发李甲出院”时,机智的杜十娘便挺身而出,以赎金为饵,诱鸨母上钩;再以激将之法,堵其退路;最后又以自尽让鸨母“人财两失”为手段,迫使鸨母践约成全她的“从良美事”。当李甲惧怕“老父盛怒”而难以“携妾于归”时,杜十娘又献出了“权作浮居”的“万全之策”。同时,杜十娘还打算用自己出卖声色所得的钱财去打动李甲之父———李布政的心,希望他能大发慈悲,同意自己成为他的儿媳妇。作品这些赎身、献策等情节,充分表明了杜十娘要摆脱被侮辱、被玩弄的旧生活的决心,而且她还把争取新生活的希望寄托在“从良”与李甲“比翼双飞”上。
再看《茶花女》,玛格丽特在巴黎虽过着衣锦美食的豪华生活,但她内心却十分憎恶这种生活,她曾如是说:“巴黎的这种生活,看起来使我十分幸福,却燃烧不起我的热情,反而使我厌烦。”这个“可怜的姑娘在放荡、酗酒和失眠中要逃避生活现实。”当年轻、活泼的贵族子弟阿尔芒来到玛格丽特身边时,玛格丽特发现阿尔芒不仅善良正直,而且真心爱她,她的内心深处又燃起了对幸福新生活的渴望,于是她很快就接受了阿尔芒的求爱。为了能和阿尔芒在一起,享受真正的幸福新生活。玛格丽特毅然拒绝了公爵的支助,卖掉了对她来说“犹如空气对于生命一样须臾不可离开”的马车、钻石、披巾,远离让她感到恶心的巴黎,来到了清静的乡村。乡村的生活对玛格丽特来说,虽然清贫俭朴,但使她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幸福,所以她对阿尔芒说:“你想,既然我享受到新的生活,若要我再过以前的日子,我会活不长的。因此,请对我说,你同我永不分离。”她甚至想和阿尔芒一起“到意大利去”,她说“我卖掉我所有的东西,我们到那边去生活,丝毫不留下我过去的痕迹,没有人知道我是谁。”这变卖家产的行为和发自肺腑的言语,无不表白了玛格丽特心中充满着对幸福新生活的憧憬,而且还告诉我们,玛格丽特也将那份憧憬,全部倾注到对真挚爱情的追求上,她想通过对真挚爱情的追求来实现对幸福新生活的追求。
第三,瓜洲船头投水府,昂坦公寓赴冥途,结局都走自杀路
杜十娘虽然走出了京城教坊,摆脱了妓女生涯,但是出身于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家庭的李甲,惧怕“拘于礼法”、“素性方严”的家父李布政,恐其责骂自己“娶妓而归”。在风流好色之徒———盐商孙富的“劝导”之下,凉薄无情的李甲与孙富达成了协议:李甲“割衽席之爱”给孙富,孙富即“以千金相赠”李甲。在杜十娘心目中,“从良”嫁给李甲当妾,是她追求自由、平等、幸福新生活的最佳道路。然而李甲和孙富的“君子协议”,却使杜十娘要走的最佳道路变成了死胡同。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对杜十娘来说,不仅仅是爱情的失败,也是人生理想的破灭,同时还是生存欲望的毁灭。明代万历二十年间,东方名姬杜十娘怀抱“莫能定其价之多少”的百宝箱,纵身投入波涛滚滚的阴曹水府,以悲壮的死谱就了一曲中国明代妓女追求幸福新生活的悲歌。
玛格丽特的爱情在阿尔芒身上可以说是获得了新生,但这对互恩互爱的情人在一起生活没多久,阿尔芒的父亲———迪瓦尔先生,这个残酷、罪恶的社会代表,为了自己家族的利益,闯进了玛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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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又悄悄地跑到玛格丽特面前,用一套虚伪的道德说教,逼着玛格丽特离开阿尔芒。不幸的爱情悲剧泯灭了玛格丽特对生活的最后一丝牵念和希翼。重返巴黎后,玛格丽特“几乎不想睡觉,她到处参加舞会,吃夜宵,甚至喝得半醉”,执意加重自己的绝症———肺结核,最后,在只留下五万法郎遗产的昂坦公寓里走上了茫茫冥途。
在邪恶势力的摧残下,杜十娘、玛格丽特的命运最终都以悲剧作结:以自杀的形式结束了自己悲惨的一生。
二
杜十娘和玛格丽特这两个人物形象,确实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但由于分处不同的时代和国度,她们同样也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这差异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附属他人任买卖,身属自己可择主,人身自由度不同
杜十娘与玛格丽特虽然都是妓女,但是她们在人身自由度上明显不同。
在明代京城的教坊司院里,杜十娘附属于鸨母,是鸨母赖以“吃客串客”的“摇钱树”。鸨母有权打骂她,逼她去接客。李甲要想杜十娘离开鸨母跟他走,必须且只须遵照鸨母提出的“左手交银,右手交人”的交易规则,付给鸨母三百两银子,赎杜十娘的身,否则,杜十娘还是鸨母的人,还得留在教坊司院为鸨母去接客赚钱。杜十娘走出教坊司院,她又成了李甲的附属品。瓜洲岸边酒楼里,李甲与孙富的一番谈话,就告诉我们,盐商孙富要想得到杜十娘,他也必须且只须按照与李甲商定的价格———千金向李甲买。冯梦龙笔下的杜十娘就是这样一种附属他人的商品,她完全没有人身自由,只能任人买来卖去。
小仲马笔下的玛格丽特虽然和杜十娘一样,也是男人的玩物,但她的处境应该说要比杜十娘好得多。谁想让她成为自己的情妇,必须经得她同意。她有权回绝“愿意为她倾家荡产”的N伯爵的纠缠,也有权选择善良的阿尔芒成为自己的情人。她头顶上没有鸨母,她不属于一直支助她的老公爵,也不属于与她一同到乡下生活的阿尔芒。阿尔芒要想从老公爵手中得到玛格丽特,他不需向老公爵支付赎金。同样,N伯爵要想从阿尔芒怀里得到玛格丽特,他也不需向阿尔芒支付赎金。但不管是阿尔芒还是N伯爵,谁要是想得到玛格丽特,必须且只须征得玛格丽特的同意。从这点来说,玛格丽特属于她自己,她有权选择自己的“主人”。
第二,“中道见弃”从郎君,爱情永驻随情夫,爱情结局有殊别
杜十娘在京城教坊,与李甲可谓是“两下情好愈密,朝欢暮乐,终日相守,如夫妇一般,海誓山盟,各无他志。”为了实现自己“从良”的愿望,杜十娘是缜密算计,费尽了心血。杜十娘不仅大胆与鸨母作斗争,而且还准备用百宝箱去“润色郎君之装,归见父母”,以此调和自己与李布政之间的矛盾。然而,李甲并非真心地爱着杜十娘,他之所以与杜十娘“情投意合”,是因为“迷恋十娘颜色”,想在肉体上求得与她“朝欢暮乐”罢了。因此,当杜十娘满怀希望同李甲奔向她所向往的幸福未来时,“负心薄幸”的李甲却与孙富进行了一笔肮脏的交易———将她以千金之价卖给了孙富。杜十娘“中道见弃”,她的爱情小舟在封建社会的狂涛恶浪中被无情地吞没了。
玛格丽特倾心爱着阿尔芒,善良的阿尔芒同样也深深地爱恋着玛格丽特,为了能与玛格丽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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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巴黎,爱情和亲情进行激烈对抗时,“为了保住玛格丽特”,阿尔芒不惜反抗他的父亲。在玛格丽特忍痛重返巴黎之后,阿尔芒虽失去玛格丽特这个人,但他仍割舍不掉自己对玛格丽特那份执着的爱。他离开巴黎后又回到巴黎,到处寻找玛格丽特。虽然他多次伺机伤害玛格丽特,但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还深爱着玛格丽特。玛格丽特在辞世前给阿尔芒的一封信中写道:“您想伤害我只是证明了您对我的爱”。玛格丽特的爱情结局与杜十娘的爱情结局截然有别,玛格丽特的爱情在阿尔芒身上确确实实得到了永驻。
第三,瞬间自尽斥“薄幸”,慢性自杀忍屈辱,自杀方式见迥异
杜十娘和玛格丽特虽然最后都以“自杀”了却自己的一生,但她们自杀的方式迥然不同。在希望变成绝望之后,杜十娘站立船头,痛斥孙富阴险无耻:“以奸淫之意,巧为谗说”,“破人姻缘,断人恩爱”;谴责李甲“负心薄幸”:“相信不深,惑于浮议”,“负妾一片真心”;然后,以瞬间的动作来完结自己的一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茶花女》中,当爱情之火被迪瓦尔先生无情地踩灭之后,玛格丽特不但不能痛骂迪瓦尔先生,而且也不能以投江、跳楼或上吊等瞬间的动作来了却自己的生命。因为她知道,如果这样去做,不仅会暴露“正直老人”———迪瓦尔先生的面目,而且还会让真正善良的阿尔芒感到内疚。所以,她只能遵照迪瓦尔这个资本家的意志,把自己装扮成一个顽灵不化的“贱货”,一条劣性不改的“骚狗”,忍痛地离开自己深爱的阿尔芒,重返巴黎,重操旧业,再次忍受贵族老爷的恣意蹂躏和债主们的疯狂榨取,同时还得忍受来自阿尔芒的残酷报复,以此来断绝阿尔芒对她的爱恋,挽回阿尔芒家族的名誉,让阿尔芒的妹妹能如愿地“踏入一个体面的家庭”,让阿尔芒能沿着迪瓦尔先生设计好的道路奔向一个美好的前程。玛格丽特自己可以想做就做的,只能是在狂饮纵欲中“借着过度的斫伤好快残杀我自己”,最后在痛苦和疾病的双重折磨下,奄奄逝去。
三
通过上述比较,可知杜十娘与玛格丽特这两个人物形象既有相似点,也有不同之处,那么产生这些异同的原因何在?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作粗浅的分析。
第一,社会环境因素影响
任何一个悲剧形象的诞生都与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杜十娘和玛格丽特这两个人物形象也不例外。
冯梦龙生于1574年,他的小说集《警世通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收录其中)出版于1624年。可见,从出生到编写《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冯梦龙主要生活于明代万历(1573—1620)年间。当时的我国,资本主义已经萌芽,新生的市民阶层与传统的封建势力为各自的利益进行激烈的斗争。封建朝廷“暂开纳粟入监之例”,便是宦家、富室与封建势力做的一笔钱权交易。小仲马生于1824年,他的成名作《茶花女》问世于1848年。可知,从出生至创作《茶花女》,小仲马的这段经历主要处于法国“七月王朝”统治末期。当时的法国,掌权的金融贵族阶级极为腐败,贪污贿赂,花天酒地,醉生梦死,而广大劳动人民却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可以说,这两位作家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动荡,阶级矛盾尖锐。反映时代变革,揭露社会矛盾,是每位有责任心的作家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在这历史使命的催促下,冯梦龙和小仲马不约而同地将创作目光集中在身份地位低下又活动于上,,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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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玛格丽特这两个艺术形象诞生于世界文化艺术长廊里。
明代万历年间,资本主义虽已在我国萌芽,但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封建地主阶级,扼杀人们对幸福合理追求的孔孟之道、程朱理学仍是当时的统治思想,买卖妇女这种奴隶社会的野蛮恶习依然残存。“七月王朝”时期,资本主义在法国已经处于成熟阶段,人与人之间的附庸枷锁已经被打破,当时的法国妓女虽身处社会最底层,但她们还没有落到任人买来卖去的地步。两位作家所处的具体社会环境的差异性,必然使得他们笔下的人物形象在人身自由度上表现出明显的不同。
第二,文化背景因素制约
两个人物形象异同与作者所处的文化背景异同有着密切的关系。明代万历年间,资本主义在中国土壤中萌芽,人们在价值取向、道德认识和审美情趣等方面表现出了一种背离封建传统文化,要求自由解放的社会倾向。在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资产阶级更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主张。作为敏感的作家,冯梦龙和小仲马必然要拿起自己手中的笔反映这一力量的要求,作为他们笔下的人物形象,杜十娘、玛格丽特必然要承担这一“反映要求”的责任,因此杜十娘、玛格丽特虽为妓女,但两位作家都赋予她们一个不甘堕落的灵魂,并让她们呼出当时人们向往自由、平等、幸福新生活的心声。
在我国封建社会,儒家思想长期占统治地位,“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观念根深蒂固。《明会典·卷一百六十三·婚姻》中明确规定:“凡官吏娶乐人(妓女)为妻妾者,杖六十,并离异;若官员子孩娶者,罚以如之。”传统的伦理道德和法律规范根本不允许一个妓女进入封建社会的根本支柱———贵族宗法家族中。作为封建文人,冯梦龙清醒地认识到,宦家子弟李甲娶妓女杜十娘为妾,实属“违法作乱”之举。冯梦龙让杜十娘的爱情追求有花无果,“化为流水”,这与冯梦龙当时所处的文化背景完全吻合。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得较早,而且较彻底,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十九世纪已深入人心,在妇女问题上,法国没有象中国那样多的清规戒律,因此,小仲马可以让玛格丽特的爱情理想在阿尔芒身上获得新生。但是,由于门第等级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仍然存在,小仲马理所当然要在玛格丽特追求真挚爱情生活的天空中着上一层厚实的悲剧性色彩。
第三,作者世界观因素决定
作品人物形象的异同,还与作者的世界观有着密切的关系。
冯梦龙生长于“才士放诞风流”的明代苏州,加上他“怀才不遇,蹭蹬场屋,生活上自不免流于放荡”,常“游戏烟花里”,这使得他有机会广泛地接触生活于社会下层的市民阶层,熟悉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思想,同时也受到他们的影响,成为他们心声的代言人。因此,冯梦龙塑造了杜十娘这一形象,并在这个人物身上寄托了自己对于妓女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同时,由于传统的封建思想已在这个封建文人的头脑中深深扎根,这迫使冯梦龙只能将杜十娘塑造成一个投江自杀的悲剧形象,让她以“死”去维护自己的爱情理想;而不能把她刻划为一位揭竿而起的造反英雄,让她以“生”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信念。
小仲马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但他是大仲马的私生子,自幼便尝到了世态的炎凉和社会的不平,他对下层人民的苦难与不幸,有着深切的感受,对贪婪成性、荒淫成癖的金融资产阶级素怀不满。他极力摒弃资产阶级的偏见、恶习和门第观念,把自己满腔的同情和衷心的赞美,全都倾注到自己精心塑造的玛格丽特身上。同样,作为一个资产阶级作家,小仲马虽对玛格丽特倾注了全部的同情,但也仅仅是为玛格丽特的悲惨遭遇掉了几滴同情的眼泪而已,他没有让玛格丽特斥责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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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级斗争。69
总之,由于冯梦龙、小仲马受各自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和自身世界观等因素的影响,杜十娘和玛格丽特这两个人物形象,在人身自由度、爱情结果和自杀方式上各显千秋。同时,她们又超越了时空界限,异中有同,在人物身份、人生理想和命运结局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相似性。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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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福建南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南平 35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