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与翻译_从施莱尔马赫的方法论解释学看庞德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的得失

理解与翻译

——从施莱尔马赫的方法论解释学看庞德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的得失

朱湘军, 郑敏宇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上海200433;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编辑部上海200083)

摘　要:庞德作为英美文坛最有影响的代表之一, 其创造性的翻译在译界褒贬不一。本文从施莱尔马赫的语法和心理学的两套解释学法则具体探讨庞德在中国古典诗歌翻译上的“得”与“失”。关键词:施莱尔马赫; 庞德; 方法论解释学; 中国古典诗歌; 翻译; 理解

中图分类号:H 315. 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703(2005) 01-0052-03Abstract :Ezr a Po und,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men in the w ester n liter ature , receiv ed appr ov al almost as much as disappro val for his creat ive t ransla tio n. T his paper , fr om the per spectiv e of Schleier macher ’s M ethodolog ical Her meneut ics, offer s a theo retical ex pla nat ion o f Po und ’s “mistr anslating ”a nd “inv ent ing ”in his tr anslation o f Chinese cla ssic pomes .

Key words :Schleiermacher ; Ezra P ound ; M ethodolog ical Hermeneutics ; Chinese classic poems ; t ransla tio n ; understanding

　　斯泰纳(G or g e Steiner , 1929-) 在他的《通天塔之后》一书中所提出的“理解即翻译”(Steiner , 2001:1) 的观点, 为翻译理论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研究维度。将翻译扩大到“理解”并延伸至以“理解”为核心范畴的解释学, 是翻译研究领域的又一次开拓。

解释学最早见于经文释义学和文献考证学。解释学(Her meneutics ) 一词源于希腊神话的传信使(Hermes ) , 他专门负责理解诸神的意旨, 并将其忠实传达给凡人。这种“理解”和“传达”不是简单的重复, 而是需要解释和翻译:先将诸神晦涩的指令疏解, 再把神的语言转化成凡人的语言表达出来, 其本质就是“翻译”。到了18世纪, 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 acher , 1768-1834) 从具体的解释学经验中抽取出一般的方法与原则, 并以之为研究对象, 建立了一般的方法论解释学, 即关于理解行为的方法论。其出发点乃是施莱尔马赫对误解的普遍化。他说“误解的产生是很自然的, 因此需要努力地去理解每一处的真实含义”。“理解即误解”(Schleierm acher , 1959:15-16) 。同时, 施莱尔马赫强调对文本

的创造性解释。他说“理解一位作家要像作家理解自己一样好, 甚至比他对本人的理解还要好”(Go da mer , 2000:192) 。可见, 理解过程不是别的, 乃是一种创造性的重构过程。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理解过程, 施莱尔马赫创立了语法的和心理学的两套解释原则, 本文便从这两种方法出发, 结合庞德的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 具体探讨庞德翻译中的“得”与“失”。庞德(Ezra Po und, 1885-1972) 是美国现代派著名诗人, 他所倡导的意象派诗歌运动开英美现代诗之先河。他在革新英美传统诗歌, 探索新的诗歌形式和写作技巧时, 曾从中国古典诗学和诗歌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他的中国古典诗歌翻译集《华夏集》(Cathay ) 在英美诗坛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被誉为“英语诗歌典范之作”, 是庞德“对英语诗歌最持久的贡献”(Kenner , 1971:96) 。但同时, 庞德翻译中的疏漏与误译, 也遭到译界的诸多非议, 被称作“蹩脚的翻译家”(P reachy &

剽窃的创造”(余光中, L attimor e , 1919:22) , 其译作被斥为“1997:294) 。

1. 语法的解释

施莱尔马赫在解释理解过程时说, “话语如果不被理解为一种语言的关系, 那么它就不被理解为精神的事实, 因为语言

的先天性限制精神”(洪汉鼎, 2001:51) , 因此必须从语法上加以解释。语法的解释, 即暂时忘记作者, 只根据某种文化上共同的语言特征分析作者的语言特点, 并通过个体性和整体性相互比较和对照确定语言的真正意义。为此, 施莱尔马赫建立了44条解释法则, 其中头两条最为重要:

1) 在一篇给定的文本中要充分确定其含义的每一内容, 就必须根据文本作者及当时公众所处的语言情势来加以确定。

2) 在确定段落中每个词的意义时, 必须参照其上下文的其他词的意义。

以上两条法则一个强调了理解的语言性, 另一个则强调了个别与整体的解释学循环。

1. 1理解的语言性斯莱尔马赫44条语法解释法则的第一条, 包括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含义的每一内容”; 二是“语言情势”。“含义的每一内容”指什么呢? 现代语义学认为, 文本意义多种多样。利奇(Geo ffrey L eech, 1936-) 曾将它们分为六类:概念意义, 社会意义, 联想意义, 情感意义, 搭配意义和主题意义。“语言情势”, 则指社会、文化、风俗、习惯等等。现代语境学称之为大语境, 即对语言行为有间接、潜在制约作用的社会文化、文体风格与自然地理语境。两要素中, 前者依赖于后者并因后者的变化而迥然有异。因此, 翻译中缺乏有关文本大语境的知识, 文本意义的理解和解释便与原义相去甚远。庞德虽然精通法语、拉丁语、西班牙语等外语, 但它的确不懂汉语。他的中国古典诗歌翻译大都是参照其他各种译本, 再予以发挥。他的惊世之作《华夏集》也是基于美国东方研究专家Er nest Fenollosa 的遗稿, 并经多人指点才得以完成。由于对中国文化没有切身的了解, 误译疏漏之处在所难免。例如, 李白《长干行》中的“郎骑竹马来”被他译作“Y ou came by on bamboo st ilts, play ing

hor se ”, “竹马”误译为“stilt s ”(高跷) , 全失了原诗中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诗情(联想意义) 。又将其中的“五月不可触”译为“A nd you have go ne five months ”, “五月”变成了“五个月”, 再也没有原诗中“五月水涨, 行舟有险”那份担心(情感意义) 。以致下一句“猿声天上哀”被译成“T he monkeys make sor ro wf ul no ise ov erheaded ”。原句典出《水经注:江水》, 写三峡两岸, 山峻多猿。有当地渔歌云:“巴东三峡巫峡长, 猿鸣三声泪沾裳。”翻译后, 原诗中“三峡凶险, 渔民苦难”的(社会) 意义丧失殆尽。再有“八月蝴蝶黄”被他译为“T he pair ed

。原诗中的“八月”but terflies ar e alr eady yello w w it h A ugust ”

(阴历) , 应是阳历十月(O ct ober ) 。盛夏八月(A ugust) , 蝴蝶正

绚丽斑斓, 哪有变黄之理(概念意义错误) 。另外, 该诗中的“常存抱柱信, 岂上望夫台”, 因其典故文化底蕴(社会意义) 实在太深, 便只当视而不见, 漏去罢了。不过, 严复也说:“顾信矣不达, 虽译尤不译也。”

1. 2解释学循环

施莱尔马赫的第二条解释法则具体体现了解释学循环的原理, 即对整体的理解有助于对部分的把握, 反过来对部分的把握又有利于对整体的理解。文本中, 个别词语的意义依赖于该词在整个句、段乃至篇章中的意义, 只有从段落中才能更加准确地把握单个词的意义。由于庞德不懂汉语, 在他的《华夏集》里, 许多词义的翻译只能借鉴F enollo sa 笔迹上字当句对的注解, 照搬过来, 无法从整体上通盘把握其含义, 致使很多诗句译来莫名其妙。在译《古诗十九首》中的“今为荡子妇”, 他把“荡子”(浪迹四方的客子) 错译成“a slot ”(酒鬼) , 以致后句的“荡子行不归”就成了“dr unkenly out ”(酗酒在外) 。甚至将《邶风》“耿耿不寐, 如有隐忧”中的“耿”字拆开成“flame in the

(耳中之火) , “忧”字拆译成“(心破) 。这种ear ”r ift of the hear t ”不能联系上下文, 参照句、段与篇章来理解词义的翻译便只好臆想捏造了。

概括施莱尔马赫所有44条解释学法则发现, 对意义的理解其实就是从词、句、段、篇章到作者风格、社会文化等等这样一个扩大了的解释学循环。理解是在从整体到局部, 从局部到整体的循环中螺旋式上升的。

翻译以理解为基础, 它是把原本属于某一文化语境并且借助于这一语境而获得其意义的某一文本移植到另一文化语境并使它尽可能保留原来意义的过程。语境的不同必然导致文本意思或多或少的改变。因此, 为使原文意思作为一个整体在新的语境中得以再现, 翻译中对原文作适当的调整乃至发挥都是无可厚非的。庞德的中国古典诗歌翻译有如此多的误译和漏译, 却仍为西方诗学界所接受, 这应该是原因之一吧。但庞德的中国古诗翻译之伟大却有更深层次的意义。

2. 心理学的解释

在解释理解过程时, 施莱尔马赫同时强调, “话语如果不被理解为一种精神事实, 那么它就不被理解为语言的样态, 因为所有个人对语言的影响的根据就在于讲话, 而语言本身是由讲话所决定的”(洪汉鼎, 2001:51) , 因此, 还必须从心理上加以解释。所谓心理学的解释(又称“技术的解释”) , 即把语言当作作者表达个性的工具, 忘记语言的共同性和中介性, 通过读者与作者心理上的同质性, 用直观方法从总体上把握作者的含义。具体包括理解的普遍性法则和理解的个体创造性。

2. 1理解的普遍性法则

施莱尔马赫认为:文本的作者和解释者具有内在心灵的互通性, 尽管人们因其禀性、品质、心理的差异而各有不同, 但人却因其有一种普遍的人性而能达到心灵互通和情感交流。所谓普遍的人性包括人类一般的思维习惯、生活常识、相同的生理和心理感受等。例如, 人们都会因心满而意得, 因不满而恼怒; 失去亲人悲伤, 老友重逢快乐等等。这种普遍的人性表现在成功的语义交流之中, 人们即使语言不同也可以交流。施莱尔马赫关于“普遍的人性”的观点, 为人类打开了“理解之门”, 为日后翻译界的“可译性”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古典诗歌历来讲究“含蓄”, 即诗人的意图、情感体现在意象中, 体现在对意象的描述中, 而不是抽象的说理和过分的渲染。该手法十分强调“意象”。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语:“使玄解之宰, 寻声律而定墨; 独照之匠, 窥意象而运斤。此盖运文之首术, 诗篇之大端。”意象的合理运用使诗歌生动鲜明, 简洁明朗。司空图《诗品:缜密》更是有说:“意象欲出, 造化已奇”。中国古典诗学与庞德的意象理论不谋而合, 中国古诗所注重的“意象”、“简洁”、“音乐”等更是与他的诗学观异曲同工。这种强烈的共鸣使他无法抑制要将中国古诗翻译介绍过去, 即使他不懂汉语。他在译李白的“烟花三月下杨州”时, 竟直觉地捕捉到了“烟”、“花”两个视觉意象, 译成“T he smoke-flow er s a re blurr ed o ver t he r iver ”。“烟”与“花”两个意象的叠加, 将一幅柳絮轻盈飘舞、漫天飞扬的上河图生动展现, 让西方人读来清新别致。在庞德看来, “写在字里行间的语言和细节并不仅仅是代表事物的黑白符号, 而是作者刻意塑造的意象”(G ent zler , 1993:19) 。意象的叠加或堆积, 如不同的化学物的混合, 结果让词语释放出更大的能量。例如, 他将“荒城空大漠”译为“Desolate castle, t he sky , t he wide desert ”, “荒城”、“天空”、“大漠”三个意象叠加, 将荒凉、寂寞、空旷的沙漠一展无遗, 很是传神。他译李白的“惊沙乱海日”成“Sur pr ised

, 虽然误译了“海日”(原指“沙漠中的太desert turm oil sea sun ”

阳”。海, 瀚海之简称。古人将西北大沙漠泛称瀚海) , 但英语中

“sea ”也有“浩瀚”、“茫茫一片”之义。将这三个意象叠加, 在庞德眼里同样是“狂沙飞扬, 遮天蔽日”之象。而且, 三个/s /的头韵, 似又渲染出飞沙的“嗖嗖”声, 对注重“音乐”的意象派来说自是难得。其实, 正是这种误解、误译, 才使意义产生张力而具有更大的能量。它们相互作用, 使译文获得新的生命。用肯纳的话来说, 庞德的理论是一种“重现原子能量及细节并能给人以顿悟的方法”(K enner , 1993:151) 。庞德这种建立在语言能量概念基础之上的翻译理论, 根茨勒称之为“细节翻译理论”(Gentzler , 1993:19) 。

2. 2理解的个体创造性文本的作者与解释者由于时空的距离, 对文本意义的理解肯定存在着差异。但是, 解释者如果有丰富的百科知识, 通过创造性的直觉重建作者的创造过程, 他就可以比作者本人更好的理解作者。施莱尔马赫认为译者不能消极的接受原作, 而必须根据作者的精神过程和思维轨迹, 把握超乎文本的一个“前结构”(作者完成文本时所具有的知识、经验、价值观、方法论等) 。他的这种解释学法则其实就是建立在“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的心理推测之上的, 归根结底就是一种推测过程, 一种把自己置身于作者的整个生活框架中的活动, 一种对一部文本创作的“内在根据”的理解, 对创作行为的一种再创造。

从个体创造性来看, 庞德翻译的成功至少得益于两点:一是他广博的百科知识, 二是他独特的“创造性的翻译”理论。庞

德虽不懂汉语, 但他热爱中国古典诗歌, 他毫不避讳地称中国古典诗歌“是一处宝藏……。其重要意义之于英美诗歌, 犹如古希腊之于文艺复兴”(朱薇, 1994:322) 。为了翻译好这些诗, 他曾熟读过G iles 编写的《中国文学史》, 研读过《大学》、《中庸》和《论语》的各种英译本(刘军平, 1995:10) 。这一切极大丰富了庞德对中国文化的知识, 为他翻译中国古诗打下了基础。庞德译李白的《送友人》, 将标题改为T ak ing L eav e of a Fr iend , 常被人以为误译。其实这是庞德对该诗仔细钻研并进入原诗的角色而捕捉到诗人的原意。安旗《李白全诗编年注释》有证:“诗题疑为后人妄加。细玩诗意, 似非送友人, 应是别友人, 其赋别之地当在南阳。”由此可见, 知识之外, 你还不得不佩服他的敬业。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作为意象派运动的领袖, 他始终不懈“日日新”的追求。他是以一个力求创新的诗人的身份来做翻译, 而且他还一直把其美学追求放在首位。他选择中国古典诗歌, 不仅是中国古诗俯拾皆得的意象, 更因为这古老的象形文字能给他的诗歌注入清新异样的元素, 使他能突破成规, 标新立异。他甚至连中国古诗的句式一并照搬, 并结合写作中常用的“组合”与“并置”的方法创造出令西方人耳目一新的诗句。如他译的李白诗句“Dr aw ing sw or d , cut into wat er , wat er ag ain flo ws, /R ise up, quench so rr o w, sor r ow ag ain so rr o w. ”(抽刀断水水更流, 举杯消愁愁更愁。) 如此大胆、刻意的创新, 正是庞德“创造性的翻译”的核心。在他看来, 完全没有必要过分关注原文的意义或具体词语的含义忠实与否, 只要译文传达的意象别致, 韵律新颖(Gentzler , 1993:20) 。难怪T . S . 艾略特(1888-1965) 在其选编的《庞德诗选》的序言中会如此说:“庞德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诗的发明者……窃以为, 庞德的翻译比Leg ge 这类汉学家的翻译更能使我们深刻领悟到中国诗的神韵。”

庞德恪守“以诗译诗”的原则, 力求将自己融入原诗之中, 寻求与中国诗人心灵上的契合。庞德译诗与其说为了“达意”, 不如说是为了“传神”。让我们看看他所译托名汉武帝的《落叶哀蝉曲》:

　罗袂兮无声, 　　T he r ust ling of t he silk is discontinued, 　玉墀兮尘生。　Dust drift s o ver the cour tyar d .

　虚房冷而寂寞。　T her e is no sound o f foo t -fall and the leaves.

　落叶依于重扁。　Scurr y into heaps and lie st ill,

　望彼美女兮安得, A nd she the rejoicer of t he hear ts is

benea th them :

　感余心之未宁。　A w et leaf t ha t cling s to the thr eshold . 原诗在中国博大的古典诗库里实在算不上佳作, 其情感直露空乏, “虚”、“冷”、“寂寞”、“心不宁”这些直抒与中国古诗特有的那种委婉含蓄差之甚远。再看庞德的翻译, 语言凝炼, 意象鲜明, 几乎找不到煽情的字眼, 完美体现了意象派诗歌的

精神。译诗抓住了“落叶”这一中心意象, 层层推进, 并结合长短诗句, 力求节奏上的呼应, 宛如悲哀的叹息, 以达到“形”“神”皆合。末句“A w et leaf that cling s to the thr esho ld ”完全脱开原诗, 将整首诗所要表达的悲凉的怀念化作一片湿叶(a

美好过去”的门槛上。庞德捕捉到了原诗的w et leaf ) , 紧粘在“

“灵魂”(即“叶”的意象) , 以一颗诗人的心, 悟到了中国古典诗

人的浪漫之心, 通过他的推陈出新, 使一首平庸之作获得了新生。这就是译者的作为——青出于蓝, 而胜于蓝。

翻译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两度“理解”的过程, 即译者对原作者及其原文本的理解过程和读者对译者及其译文的理解过程。施莱尔马赫的方法论解释学从语法(技术) 的解释和心理学的解释这两个层次, 为翻译中普遍存在的“误译”和“发明”(创造性翻译) 提供了有力的理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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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朱湘军,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 博士生, 研究方

向:翻译研究、英美文学评论。

郑敏宇,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 博士,

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收稿日期　2004-04-20责任编校　雨　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