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贸易条件改善看技术进步的产业政策导向

作者：王平钱学锋

中国工业经济 2007年07期

　　[中图分类号]F1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07)03-0047-07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成功的经济政策，中国正日益成为崛起中的贸易大国。然而，贸易的发展并未带来贸易条件的改善，出口商品结构的不断升级以及出口商品技术含量的稳步提升与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构成了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的两大悖论。其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以来过于偏重出口偏向型技术进步，而忽略进口偏向型技术进步对贸易条件的改善作用。同时，外资企业主导的和加工贸易方式为主的出口结构则进一步啃食了出口商品结构升级与出口技术含量提升所带来的贸易收益。因此，过于偏重出口偏向型技术进步的产业政策以及以外资企业主导和加工贸易方式为主的出口结构应当有所调整。

　　一、贸易条件与技术进步偏向性的经济学解释

　　贸易条件是衡量一国在国际贸易中获利状况的重要指标，通常用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之比来表示。贸易条件的改善和恶化直接关系到一国国民福利的上升和下降，成为许多国家关注的焦点。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认为，由于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需求收入弹性的差别、技术进步降低了初级产品的需求并促使工业生产中原料消耗系数下降、发展中国家出口结构的刚性，以及由发达国家工会力量和技术垄断优势引起的要素收入高于发展中国家等原因，导致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不断趋于恶化。因此，发展中国家改善贸易条件的途径，应从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产品结构的高级化入手，用制成品出口代替初级产品出口，用高技术产品出口代替低技术产品出口。

　　从理论上讲，技术进步对贸易条件的影响并非都是线性的，一国技术进步并不一定导致本国贸易条件的改善，因为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会从不同维度影响其贸易条件。希克斯(Hicks,1953)在其构造的两个国家、两种产品的模型中，区分了进口偏向型技术进步和出口偏向型技术进步。本国的进口偏向型技术进步将引起其进口竞争部门劳动的节约、相对工资的上升以及进口商品价格的下降，使本国贸易条件得到改善。出口偏向型技术进步则由于技术进步导致的出口商品成本下降，或出口商品数量的增加致使其价格下降，从而出现贸易条件的恶化状况。尽管从情理上讲，一国不应因其生产方法的改进而又事实上遭到技术进步的伤害，但这种“贫困化增长”确实经常发生在一个稳定的均衡中，除非经济结构是非均衡的。这时，贸易条件的改变往往抵消了生产率提高的直接利得。

　　然而现有的贸易模式和南北收益与理论研究常常产生悖论。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大多是偏向于出口的，但并没有出现贸易条件持续恶化的状况。Krugman(1986)构建的技术差距模型对此进行了解释。他认为，新产品总是在发达国家首先诞生，其他国家由于技术差距，在一定的技术时滞后才能进行模仿性生产，在这段时间内便存在贸易的机会和可能性。其贸易格局为技术创新的发达国家出口新产品，进口传统产品；落后国家则进口新产品，出口传统产品。从这种贸易格局的福利效果看，落后国家的贸易条件是不断改善的，因为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导致发展中国家进口品价格的不断下降。发达国家为了阻止因出口偏向型技术进步导致的福利下降，他们必须从相对工资的上升中获得福利增益，只要相对工资的上升低于其边际产品生产率的增长。

　　为了使技术创新国能获得持续的福利增益，维持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是一种较好的解决途径。Krugman分析了欠发达国家的技术赶超对发达国家福利产生的不利影响。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技术模仿和赶超是进口偏向型的，它可以降低落后国家进口商品的价格，并使其生产的商品范围扩大的同时，相对工资也上升，使福利得以改善。这种技术赶超对发达国家而言，除了高技术产品的生产可能遭遇的技术领先瓶颈，不断创新的难度加大外，还会面临更加尴尬的境地：虽然以前自己生产而现在从落后国家进口的产品价格下降，但以前进口的产品，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赶超，使得发展中国家相对工资上升而更显昂贵。因此，对发达国家而言，他们从中等技术含量的产品价格下降中得到的好处，比他们在相对低技术含量产品贸易条件恶化时所遭受的损失要小得多。因此，发达国家要想在贸易中维持福利增益，必须实现对技术的垄断来维持高价格和高工资。

　　综上所述，在全球竞争中，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并非总是对一国贸易条件变化和国民福利产生积极的影响。当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方向偏向于出口部门时，往往会造成本国贸易条件的恶化和福利水平的下降；而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方向偏向于进口部门时，则会对国民福利产生积极的影响。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在国际技术竞争中维持高收益，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利用各种政策有效地维持了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这种技术的垄断地位有利于获得较高的出口收益。因此，各国想通过技术进步改善贸易条件，必须考虑技术进步类型、技术进步偏向性，以及本国进出口产品结构和特征。

　　二、中国技术进步对贸易条件影响的实证分析

　　1.中国出口贸易发展与贸易条件变化的基本特征

　　近些年来，我国在扩大出口的同时，致力于提升出口产品的结构，加快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升级，特别是提升有重大产业带动作用的机电、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技术含量产品的出口比重；同时，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也不断提升。但我国在出口商品结构改善以及出口技术含量不断提升的同时，却出现了贸易条件持续、快速恶化的趋势。

　　(1)出口商品结构的改善。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对外贸易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对外贸易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实现了持续快速高度化，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口总额中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比重的变化。初级产品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从1980年的50.3％下降到2005年的6.4％，工业制成品在出口总额所占比重相应地从1980年的49.7％上升到2005年的93.6％。这一比重不仅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制成品与初级产品平均60∶40的比例，而且也高于发达国家平均80∶20的比例(见表1)。二是工业制成品内部结构的变化。以纺织品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占比重逐年下降，以化学、机械和运输设备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产品所占比重逐年上升；资本密集型产品占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的比重到2005年达到69.3％①；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成为主要的出口项目，约占制成品出口的85％，大大改变了以往主要倚重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扩大出口的局面。

　　

　　(2)出口商品技术含量的提升。近年来，我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大为提升，实证研究也支持这一结论。根据Rodrik(2006)的研究，中国出口品的复杂度(Sophistication)相当于发展水平比中国高3倍的国家的出口品的复杂度。Schott(2006)则认为，中国和OECD出口品的相似度(ESI)比相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高0.27—0.39。Xu(2006)的研究进一步指出，中国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Technology Content of Exports,TCE)相对于整个世界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由1989年的0.474提高到2001年的0.564，增长了17％(见图1)。

　　

　　图1 1989—2001年中国出口商品相对技术含量的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Xu Bin,2006。

　　(3)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然而，在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技术含量不断提升的同时，我国贸易条件却出现持续恶化的趋势。出口商品结构的高度化和技术状况的改善与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形成鲜明反差，且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恶化更为明显，波动性更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计算发现，1991—2004年中国整体净贸易条件下降了48.65％，而制成品贸易条件的下降又是导致中国整体贸易条件下降的主要原因(武海峰，牛勇平，2004)。其中，机电产品的贸易条件下降了45％，初级产品贸易条件则下降了2％(曾铮，胡小环，2004)。且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恶化更为明显，波动性更大(见图2)。实际上，1991年后的大部分时间，制成品与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走势几乎相同，即同步进退，但从1999年后两者分道扬镳，制成品贸易条件继续恶化，初级产品贸易条件反而有所好转。

　　

　　资料来源：根据IM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 2002整理。

　　2.我国技术进步与贸易条件恶化的关联性分析

　　导致贸易条件恶化的因素来自于多方面，一般情况下，技术进步造成的生产效率改进本身就是贸易条件恶化的诱因，而技术进步的偏向性起到催化剂的作用。Findlay和Grubert(1959)曾经研究过两种产品和两种要素的均衡中技术进步对贸易条件的影响，认为无论是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还是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都可能引起贸易条件的变动。至于其结果，一要看技术进步部门相对产出的变化对产品价格产生的影响，二要看技术进步对要素丰裕与稀缺程度的影响，及其产生的要素价格效应。我国出口部门的技术进步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内支持产生的，包括政府资金支持和企业研发投入，另一方面源自于跨国公司的技术转让。从现实来看，这两方面的技术进步都与贸易条件的恶化有所关联。

　　(1)偏向于出口部门的技术进步不能有效阻止出口商品相对价格的下降。近年来，我国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对出口部门的技术进步进行资助，以配合出口导向型战略的实施，产生了提升出口商品的质量和技术含量，增进出口商品生产效率的结果。如2002年以来，国家的863项目中有约40％的资金用于支持出口产品的技术改造、技术升级和新技术开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也有35％左右用于支持出口企业的技术进步；此外，国家还通过出口退税，发行国债，贴息等多种手段和方法支助出口企业用于技术进步。据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财政部联合公布的2004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的数据，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科研经费投入强度(R & D经费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例)达1.1％，仅次于航空航天业，居各产业部门的第二位，这类技术产品的出口占同期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比例达94.6％。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科研经费投入强度均达1.0％，其产品在采用联合国的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对出口产品进行的分类中为机械及运输设备(SITC7)，其贸易竞争指数(TC)值正快速提高，由1980年的-0.72上升到2004年的0.10，竞争优势逐渐凸现，说明这类技术支持均形成了强劲出口能力和出口成长性。

　　我国的出口产品虽然技术含量不断提升，但多年形成的数量型扩张模式在出口量大幅度提高的同时，抑制了出口商品价格的上升；出口技术进步引起的生产效率改进进一步支持了出口商品相对价格的下降。加之中国劳动力较为丰富，正面临着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工资的上升也因此受到较大程度的阻滞，无法有效阻止出口品相对价格的下降。此外，在我国引进和开发的技术中，劳动节约型技术，如自动化设备、数控机床等占有较大比重，这些技术实现了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但节约了相对多的丰裕要素，从而抑制了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在提高效率的表象下加速了贸易条件的恶化。

　　(2)我国偏向于出口的技术进步无法形成对出口产品市场的垄断。根据Krugman(1986)的研究，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偏向于出口部门却并没有伴随贸易条件的恶化的关键原因在于它们在这些产品市场上能够维持一个垄断的市场结构，从而保证较高的技术研发投资收益和工资收益，发达国家偏向出口的技术进步的福利效应才得以维持。经济学家戴里昂也认为，贸易条件取决于双方各自的资本边际产量，在现实世界中，发达国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操纵国际市场，即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定的垄断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只能按边际产量定价，导致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

　　从现实情况分析，一方面，尽管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已完成了由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的转变，但由于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参与国际分工，制成品部门中劳动密集型产品仍占相当大的比重。这种贸易结构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导的贸易结构重合，并同这些国家的产品形成一种激烈的竞争关系，无法垄断出口品市场。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通过国内技术支持政策和引进外商投资形成的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定竞争优势的计算机及通信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等产品的生产能力，其核心技术多为欧美国家掌控，软件、关键制造设备、元器件和配套件、系统集成技术依靠国外进口。外资即使转让的是中高级技术，也大多是利用我国廉价劳动力生产终端产品，或是生产在国际市场上有众多厂家的标准型产品。因此，产品贸易结构上的趋同和竞争关系，以及掌控的技术处于低端水平，导致无法垄断出口品市场，价格竞争便成为主要的竞争策略，价格下降和贸易条件的恶化成为必然。

　　(3)来源于引进外资的技术进步难以提高要素收益。源自跨国公司技术转让形成的出口偏向型技术进步也无法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的价格，外资企业主导和加工贸易方式为主的出口贸易特征，投资方啃食了出口技术含量提升产生的大部分收益，加速了国民利益的流失和贸易条件的恶化。

　　根据商务部统计，外资企业占中国出口贸易的比重已由1993年27.5％增至2004年的57.4％，成为中国出口贸易的主要力量。按照张幼文(2004)的测算，2003年中国所有三资企业盈利的62.5％为外资的收益，仅有37.5％为中资的收益，这意味着中国出口的大量收益事实上为外资企业所获取②。外商在华投资主要是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采取要素分工的切片化(Fragmentation)生产模式。由于外资利润汇回母国消费的特点，无法通过增加国内消费来有效提升工资水平并增进福利。

　　与此同时，加工贸易占据了我国出口贸易的半壁江山。加工贸易企业更多地集中于纺织服装、电子通信设备等劳动密集型部门，也正是看中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其生产的出口品价格随技术含量上升却相对于进口品处于低价位，或价格提高缓慢。因此，加工贸易低附加值的特点意味着中国偏向出口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出口商品技术含量提升的收益被高估。

　　为了进一步分析贸易条件与出口技术含量、外资企业出口比重以及加工贸易比重之间的关系，我们运用1989—200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③ 进行了皮尔逊检验(Pearson Test)，结果表明，出口技术含量、外资企业出口比重以及加工贸易比重与贸易条件呈现出高度的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767、-0.851以及-0.867，再次证明了上述理论分析的结论。

　　三、发展进口偏向型技术进步：今后若干年我国技术进步的产业政策导向

　　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努力，我国外汇短缺的状况得到根本性缓解，以扩大出口为主要目标的粗放型发展战略既遭遇资源瓶颈，也在国际市场引起广泛的贸易摩擦。此时，改善贸易条件，增加贸易利得成为我国制定贸易战略和技术政策必须考虑的关键因素。通过对贸易条件、技术进步和国民福利的相关性分析，我们认识到，一国的出口产品技术进步和技术升级，可能改善一国的贸易条件，并改善出口部门劳动者供给和收入状况，从而改善国民福利，但这常常发生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中。当我们不能有效维持这种市场结构时，改善贸易条件可以考虑从进口偏向型技术进步上寻找突破口。

　　1.进口偏向型技术进步有利于改善我国贸易条件

　　贸易条件是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之比，当我们不能有效控制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下降趋势时，可从进口价格指数的调整入手，国家在产业政策导向上应重视进口偏向型技术进步，以促进贸易条件的改善。

　　鼓励进口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发展，国家可将鼓励技术进步的重点偏向于进口部门，将对出口产品、企业和产业提供的财政补贴、税收支持、信贷支持，给予与进口相竞争的产品生产部门，并引导企业投资于该部门的研发活动。这既与WTO的规则不相冲突，也提高了进口替代品的相对竞争能力，从而削弱进口产品在国内市场的综合优势，迫使进口产品相对价格下降。同时，进口偏向型技术进步具有传导效应，可以通过拉动与进口竞争的部门和企业的劳动力工资上升，带动出口部门工资水平上升。两种效应结合，可以对改善贸易条件和国民福利起到积极作用。对进口部门技术支持还应该注意技术进步的类型。我国应该倡导发展进口偏向型的中性和资本节约型的中高级技术，这更符合我国人口众多、资本相对稀缺的国情。事实上，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具有开发中高级技术产业中核心技术的能力，大国经济提供的广阔市场也有利于以上技术产业的成长。当然，以促进进口偏向型技术进步作为国家技术政策导向的做法是阶段性的，旨在有效阻止进口商品价格的上升或致使其下降，当我们掌握了这些部门的核心技术并能保持技术垄断时，使之适时地转化为出口能力，享受国际分工的利益才是促进我国贸易条件不断改善并增进国民福利的有效途径。

　　2.国家技术政策应支持的产业部门

　　新贸易理论赞成对具有技术外溢效应部门进行战略性扶持，从而对整个经济以及与该部门相关联的产业所处的竞争地位产生深远影响。我们生活或正在进入的时代被称之为信息时代，因为电子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对各产业部门的渗透，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这一产业部门的发展对整个经济效率的提高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吴敬琏，2005)。这类技术具有的显著国内溢出效应，能传导并带动相关行业的技术进步，其国内市场需求极为旺盛。在我国近年来进口的高新技术产品种类中，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类产品占有较大份额，2005年其进口比重分别为51％、17.3％和13.2％。尽管这类产品的进、出口在大类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在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中均占有较大的份额，但我国的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运用这类技术生产的低端产品生产能力过剩，高端产品及技术的国内替代效应较差，属于强进口型产品(即国内没有或者替代品较少，必须进口的产品)(沈佳斌，2004)。支持这类产业发展中高级核心技术符合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念。

　　3.加强政府在技术创新中的引导作用

　　从后起国技术成长的典型经验可以看出，政府政策对一国厂商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有着深远的影响。政府在技术进步中可充当多种角色：一是通过政府采购，使之成为创新技术产品的第一用户。美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在这方面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军事和航天部门的订货为集成电路提供了最初的市场，庞大的政府需求使大量的新厂商进入该领域，加速了集成电路向非军用产品市场的渗透。二是在技术引进中的实施有控制的市场准入，对于合资项目的审批，特别是以加工贸易为主的项目审批，应促使投资方把技术转让作为合资项目的首要准入条件。三是对企业研究的资助，特别是对那些具有显著的国内溢出效应的电子、计算机和通信类技术，要大力支助其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支持比例上，适当提高政府资助基础研究的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比例远远低于技术先进国家，不利于提升技术档次并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四是通过设立风险投资基金、提供贴息贷款、支持民间风险资本的进入、降低土地使用成本等形式，降低企业研究开发过程中的风险成本，从而使这些技术能以较低的价格为国内其他厂商所应用。五是加强对技术研发知识产权的保护，维持创新研究的高收益，引导企业自愿承担开发新技术的风险和成本。政府还应对此类高技术企业在反垄断政策上适度放松管制，使其不断成长壮大。

　　4.进口偏向型技术进步要求出口结构做出调整

　　我国以外资企业主导和加工贸易方式为主的出口结构，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出口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收益，致使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中出现贸易流与利润流的分离，来自贸易的国民福利被高估，工资水平也未获得相应提高，从而进一步导致了贸易条件的恶化。因此，在促进进口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同时，也应对我国的这种出口结构做出相应调整。比如，改变给予外资的普遍性优惠政策而针对具体产业发展需要给予差别性的待遇，以提高一般贸易方式的出口比例；尽快实现加工贸易的升级及中间品的进口替代等，从而最大限度减少出口的结构性因素对贸易条件产生的不利影响。

　　注释：

　　①资料来源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5)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2005)，对中国进出口商品的构成按国际贸易标准分类进行统计。

　　②据统计，截至2004年，我国累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5621亿美元，1990—2004年，在中国的境外投资者已汇出利润约2500亿美元。由此基本可以判断，外商投资企业的绝大部分利润都被汇回母国了。参见人民网：《在华境外投资者14年汇出利润约为2500亿美元》，http://finance.people.com.cn/GB/42773/3823052.html

　　③除出口技术含量的数据来自Xu(2006)以外，其他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年。

作者介绍：王平，钱学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王平(1965—)，女，湖北武昌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　　钱学锋(1979—)，男，安徽安庆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