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建川:让博物馆成为国民精神"钙片"

三百余件展品讲述抗战史

樊建川：让博物馆成为国民精神“钙片”

本报记者 吴晓东 蔡梦吟 《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07月09日   09 版）

①樊建川与他的梦想

②刊有日本投降消息的《大公报》

③援华美军飞虎队铜鹰标识

④抗战牺牲战士遗族光荣证

⑤《悼长治守城阵亡将士题词集》

不远数千公里，在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的率领下，包括51件（套）国家一级文物在内的300余件珍贵抗战文物从四川大邑运抵北京，并在7月7日这个特殊的日子亮相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和四面八方赶来的参观者一起打捞那段饱含民族伤痛的记忆。

2013年7月7日至25日， 在纪念抗战胜利68周年之际，“为了和平，收藏战争”——建川博物馆抗战文物展的300余件文物再一次扮演了敲警钟的角色，通过敌后战场、正面战场、川军抗战、美军援华、不屈抗俘、汉奸丑态、日军暴行7个单元，真实展现了1931年至1945年那场波澜壮阔、慷慨悲壮的全民族抗日战争，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全民族抗战的主题。樊建川还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捐赠了７４件抗战文物，其中包括一套珍贵的国家一级文物“铁血救国 抗战到底”瓷器。

“收藏战争，不是为了复仇，或者仇视日本人，是为了和平，是要思考我们为什么会被侵略，为什么与日本人相比中国人的伤亡率高得多。”樊建川说，“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历史真相的展示和反思都不够，有一种把抗战简单化、幼稚化、戏剧化的倾向。现在那么多‘抗日神剧’的出现是有其根源的！14年抗战，死伤3000多万同胞，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其残酷性。”

“我们不说话，让文物说话”是樊建川的一贯态度。一件件默默嘶吼的文物，把人们带回到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从为纪念九一八事变七周年而制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彩瓷墨盒，到129师司令部作战参谋、冀南军区参谋长陈明义工作笔记本；从十八集团军给中国妇女运动领导人刘清扬开具的捐款收据，到八路军山东军区情报处编印的《情报汇编》、115师情报处编印的《敌伪政治情报》；从刻有抗日警语的川军竹制旱烟竿、贵州童子军旗帜，到美军飞虎队铜鹰标识和“美军飞机座椅”；从日本侵华老兵荻岛静夫的日记、影集，到冯玉祥题记《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从何香凝的《送寒衣与伤兵回营》，到丰子恺的《胜利之夜》……

这次入展军博的300余件抗日文物，仅仅是四川建川博物馆聚落浩瀚藏品的冰山一角。而每一件文物背后，都有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这些藏品有的来自抗战将士家属相赠，有的购于拍卖现场，还有的则是樊建川自己闲逛古玩市场的“战利品”，其中部分文物、图片还是首次公开展出。

此次带来的抗战文物里，有一条绣着“小青”字样的日本军用毛毯，那是开国大将罗瑞卿的长子罗箭用了70多年的宝贝。罗箭1938年出生在延安，当时条件艰苦，罗瑞卿就用分到的这床缴获的侵华日军毛毯来包裹罗箭。樊建川追着罗箭软磨硬泡了三四年，直到2010年12月的一天，罗箭才同意他来取走毛毯。“我拿了毛毯刚要走，他又叫‘建川’，我心想糟了，要被要回去了！他拿过毛毯摸了又摸才又交给我，我出他家门后，他嘭得把门碰得很响，像是给自己下一个决定——樊建川已经拿走了，要不回来了。”

得到当年参与赴日引渡战犯回国受审的上校参谋廖季威的水晶印章也是费尽周折。“如果没有这枚小小的印章，当年我们作为胜利者去日本的那段历史真的没有任何文物可以证明了。”樊建川说，为了收藏这枚刻有“购于东京”的印章，自己3次登门拜访，廖老本已同意捐赠，可后来又要回去了。他说：“我实在舍不得，等我死后，让孩子们给你。”2007年廖老去世后，他儿子把廖老的印章、电脑、毛笔全部捐给了建川博物馆，其中那枚水晶印章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

在军博展厅，有两大摞日文手稿在玻璃展柜里静候知音。樊建川告诉记者，这是一个日本侵华军人当年留下的家书，3年里共写了500封，平均两天一封，基本上就是一套珍贵的“战地日记”。可遗憾的是，由于字迹潦草、古语表达、军事术语、简写暗语以及被日本军方审查官出于保密原因的删节，这套手稿至今无人能够破译，简直成了樊建川的一块心病。

让樊建川颇为得意的是张善子的《飞虎图》，这是十几年前樊建川通过国有资产拍卖侥幸得到的，在建川博物馆日常展出的也只是复制件。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这幅画今年已是第二次进京了。春节前，樊建川带着《飞虎图》来到北京，应邀参加央视一台鉴宝节目的录制，没想到，作为现场嘉宾的4位文物专家却不屑一顾地断定其为赝品，理由是，中国的民间博物馆没有国家一级文物。“可他们当时根本就没走上前来看一看啊，因为这个，那期节目录完了最终也没能播出。”樊建川说，现在《飞虎图》就摆在军博里，真希望那几位专家能抽空过来看看。

2008年，在中国收藏界十大人物中，对樊建川是这样描写的：“樊建川，收藏家、四川建川博物馆馆长，他是中国最大民间博物馆聚落的创建者，藏品超过200万件。”

5年后的今天，建川博物馆藏品总数已超过800万件，分为抗战、民俗、红色年代、抗震救灾四大系列，其中抗战文物200余万件，仅经国家相关部门鉴定的国家一级文物就有153件（套）。这些东西在常人看来是“破烂儿”，在樊建川眼里却是货真价实的“历史财富”。

“许多历史逐渐抽象成了教科书中的一页文字，没有温度，没有厚度，幸好，我们还有建川博物馆。”在7月7日的展览开幕式上，周恩来侄女周秉德深情地说。许多白发苍苍的开国元勋后代都来到了现场，毛泽东之女李敏、刘少奇之女刘爱琴、任弼时之女任远方、陈赓之子陈知建、左权之女左太北、陈毅之子陈丹淮、粟裕儿媳李曼俊、黄克诚之子黄煦、肖克之子肖星华、王震之子王之等，用一阵阵掌声传递着他们的敬意。

这里是历史教育最好的课堂。展览首日，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慕名而来，挤得水泄不通，以至于工作人员不得不让观众分批入场。年轻的父母指着件件文物，耐心地给孩子讲解，70多年前这片土地上发生了什么。孩子们懵懂而专注的神情，是对樊建川所有努力的无上回报。

“博物馆就是个放经验教训的地方。别人收藏梅兰竹菊、春花秋月、才子佳人，我收藏的大多是充满了血腥和沧桑的民族灾难，是在收藏‘历史的细节’，在完成一本‘历史启示录’。”樊建川说，收藏民族记忆不仅仅是国家的事情，民间藏家也该担负起责任。珍贵的藏品鉴定为文物后，就不能进行买卖，这样能更好地保存下来。

樊建川，四川宜宾人，插过队，当过兵，教过书，曾经官至宜宾市常务副市长，1993年为收藏而辞官经商。最初的收藏缘于剪不断、理还乱的军人情结，而当爱好变成责任，樊建川的胆子更大了，步子迈得更快了。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地雷战》、《地道战》中认识‘皇军’的；而我的女儿已经不知道了，她正享受着日本先进的科技产品带来的舒适……”2000年9月，樊建川在他的著作《一个人的抗战》序言中这样写道，“我想让建川博物馆成为增强国民忧患意识和奋发图强精神的‘钙片’。”

2005年8月15日，建川博物馆聚落在四川大邑安仁镇试营业，目前已建成开放抗战、红色年代、地震、民俗四大系列中的24座场馆，至今已累计接待观众600余万人次，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有生之年，樊建川希望能建100座博物馆，这是他的“中国梦”。他在争分夺秒地成就这份使命，“干这个事情，要有钱，要有时间，还要有很深的热情和历史责任感，如果哪天离了我，这个事情有可能会停一停……”他微蹙眉头，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沉重，瞬间又爽朗地笑起来，“总之我觉得自己活得很充实，无愧于这个时代。”

“通过藏品，我们不仅获得了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也为那一代人重拾了失落的记忆。”樊建川说。让文物说话，倾听历史的声音——无论是在建川博物馆，还是如今移师北京军博，樊建川始终坚持的都是存留、呈现，尽量不带个人色彩地去保有时代的原貌，让参观者自己去感知、思考、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