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政处理"梅花党"事件经过
1973年新年伊始，解放军总政治部派出以干部部部长魏伯亭为组长的14人工作组，赴昆明军区调研“批林整风”运动情况。这个工作组历时两个月，于1973确提出年3月初回到北京。当时，我就在这个工作组中。 周恩来委托魏伯亭听取白姓女子的“绝密”举报 2月，春节假期刚过的一天晚上，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的秘书祝庭勋，用保密电话机给住在昆明军区9号院招待所的魏伯亭打电话说：“周总理批来一个办件，要你在昆明听取一名叫白××的情况反映。总理的批件天亮后交机要交通寄去。” 周恩来的批示，写在一封由云南丽江寄给“江青同志亲启”的信件上。写信人是云南丽江地区粮食局的一名女性基层工作人员，她于1972年底寄“绝密”信函给江青，声称她被一伙“反革命集团”所控制，人身失去自由。这伙人中有参与杀害谭甫仁者（谭甫仁，开国中将，时任广西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三政治委员等职。1970年12月17日，谭甫仁、王里岩夫妇被昆明军区保卫科副科长王自正杀害。），有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余党，有的人还有枪支。她说，这帮人与云南省及昆明军区的某些领导人关系密切，所以她得去北京当面向“敬爱的江青同志”或周总理汇报。 两天后，魏伯亭收到周恩来的批件，当即带着我去会见昆明军区政委、云南省革委会主任周兴，向他传达了周总理要魏伯亭在昆明接见丽江地区粮食局白××，听取她的情况反映的批示。周兴答应，立即电话通知丽江地区革委会和丽江军分区，派人星夜将白姓女子护送到昆明。 白姓女子是广西百色人，在丽江插队几年后到地区粮食局工作。她二十几岁，颇有姿色。这大概是“一伙反革命”争抢、控制她的原因所在。 我告诉白某：“江青同志和周总理收到了你的信件，总理委托总政干部部魏部长听取你的汇报，现在就可以去魏部长住处接谈。” 她听后瞪大眼睛摇了摇头，斩钉截铁地说：“魏部长我没听说过，再说也不能在昆明谈，必须去北京或云南以外的地方谈！”我强调指出：“这是周总理的指示。”她仍固执己见，不肯同意。 无奈，我和干事刘进回到军区招待所向魏部长作了汇报。魏部长指示我俩再去告诉她：“去北京绝对不可能，要谈就按周总理的指示在昆明谈，不谈就算了！” 白某听后，犹豫片刻说：“那可不能有云南省和昆明军区的人在场。”我表示请她放心，她才同意跟魏部长谈。 于是，她跟随我俩来到军区9号院招待所会议室。白姓女子经过观察，确信室内只有魏部长、刘进和我3人后，便滔滔不绝、神神秘秘地说开了。 “梅花党反革命组织”来自“梅花党”手抄本的虚构 白姓女子在4个多小时的“汇报”中，谈了她要“向中央揭发”的很多具体的琐碎事情，核心是“梅花党反革命组织”。她说，丽江控制她的几个人，都是“梅花党”成员，该组织由广西百色发展而来。其中，×××向她透露，他参与过枪杀谭甫仁的谋划及行动，然后逃到滇西潜伏了起来；×××对她说，林立果并没有在蒙古温都尔汗摔死，他曾去西双版纳接应过空降到那里的林立果，谭甫仁被刺就是“林彪党羽制造的连环谋杀案”；×××家里藏有枪支弹药，他们准备形势不利时“上山打游击”，等等。 谈话中，白姓女子始终表情严肃，态度恳切；她所谈的内容，非常详细；她举报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情，都讲得有名有姓，有时间有地点。看得出，她内心对“梅花党反革命组织”的存在，是确信无疑的。但是，根据我们到昆明将近一个月里所了解和掌握的情况，感觉她举报的大部分内容，是“一伙反革命”为了吓唬和诱骗她而编造出来的荒唐故事。 据此，魏伯亭当晚在向李德生的电话汇报中指出：白姓女子所举报谭甫仁案件中的“漏网凶手”，接应过林立果的“林彪党羽”等人物，绝对不会存在，大概是这些人为了威胁、利诱和控制白姓女子而自我吹嘘；需要查清楚的问题似乎有两个：一是她周围是不是有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非法小组织或淫秽小集团？二是丽江是否有人私藏枪支弹药？查证工作，建议由在“谭甫仁、王里岩被害案侦破小组”工作的公安部的两位同志办理。 很快，李德生报请周恩来同意，公安部通知了在昆明的两名干部，随白姓女子一同赴丽江进行现场查证。 公安部两位同志去丽江查明，白姓女子所说的“梅花党反革命组织”，原来是丽江一些年轻人，传抄传看了张宝瑞关于“梅花党”的系列故事手抄本《一只绣花鞋》以后，移花接木，插入他们身边的一些虚构情节，自我标榜“英雄好汉”，编造出来的惊险、恐怖故事。白姓女子信以为真，为了摆脱这些人的纠缠，便给江青和周恩来写信揭发。 20世纪70年代前期，总政宣传和保卫部门曾经下发通知，要求全军基层单位查缴手抄本小说。 （摘自《党史博览》2012.5期）B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