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洪秀全的评价
关于洪秀全的评价
新中国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对洪秀全的评价基本上是肯定与褒扬。1964年,戚本禹挑起了一场批判李秀成的论争,使得以影射史学为特征的极“左”思潮在中国大地上泛滥。在随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中,美化太平天国,拔高洪秀全的做法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被说成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洪秀全被称之为革命领袖,甚至以洪秀全划线,以此区分太平天国历史人物的功过。一时间,洪秀全头顶佛光,被吹捧成“千古完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界再呈百家争鸣局面,对包括洪秀全在内的若干历史人物的功过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虽然长期以来神化洪秀全所形成的思维惯性还不时有所反映,但总体来说,对洪秀全的评价逐渐趋于人化。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些学者以反激进主义为宗旨,祭起“告别革命”的大旗。他们认为,“20世纪的革命方式确实带给中国很深的灾难”。他们否定20世纪中国发生的一切革命,太平天国被称为“洪水滔天,鬼魅横行”,洪秀全被认为是“有轻度精神病的准皇帝”、“暴君”和“邪教主”,甚至认为洪秀全不存在鬼化问题,因为洪秀全本身就是魔鬼。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历史的洪秀全是一个人,不是神也不是鬼,无论将其神化或者鬼化都没有反映他的历史真面目。所以,对洪秀全的评价既不能神化,也不能鬼化,只有人化才是正确评价洪秀全的唯一途径。
洪秀全与拜上帝教 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发动农民起义并建立政权,最终也因偏执信仰拜上帝教而丧失政权,可以说,洪秀全以拜上帝教吹响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号角,也因拜上帝教而唱起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挽歌,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从这一过程来看,洪秀全所创立的充其量只能算一个政治性宗教,而不是一个政治性邪教。
首先,洪秀全是一个虔诚的拜上帝教教徒,而不是蒙蔽信徒的教主。世界上一切邪教头子,都鼓吹教主崇拜而自己并不相信自己所设立的邪教。正如麻原彰晃宁愿坐牢也不自杀,等等。洪秀全和古今中外的邪教头子有着本质的区别,是因为洪秀全对自己创立的拜上帝教中的“皇上帝”有着执着甚至是偏执的信仰。
其次,洪秀全并没有全盘吸收基督教教义,他将独尊上帝的教义和中国古代崇敬上帝的神话结合起来,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宗教——拜上帝教。他对拜上帝教的教义深信不疑。1864年天京危急之时,李秀成提出“让城别走”,洪秀全却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天京没有粮食,他却要合城俱食“甜露”,由此而导致大病缠身,足见其对“皇上帝”、“天兄”的信仰已深入骨髓。
其三,洪秀全妻妾成群是封建帝王思想滋长的结果,与邪教利用歪理邪说奸淫妇女是不一样的。不可否认的是,太平天国时期的妇女地位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如废除买卖婚姻制度,建立具有法律效能的婚姻秩序,凡男女自愿结婚者,经审查后发给盖有官印、绘有龙凤的证明“合挥”,即是合法婚姻。虽然太平天国时期妇女的解放是有限的、局部的,但与清王朝是不一样的,更有别于所谓邪教。
关于洪秀全,我认为他既有他的功劳,也有他的过错,不能片面的评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