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儒家的基本典籍与思想精华

　　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在于让青少年学生获得必要的语言文字知识，提高阅读、写作和口头表达的能力，从而为学习广泛的知识和本领、在现代社会中立足作好准备。但语文教学的作用应当远不止此，除了它的工具性，还应当有更多的意义——通过课内外各种渠道，将传统文化的基本知识和主要精华输送给青少年，为培养具有传统知识、传统修养的一代新人作出应有的贡献，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其绵薄之力，也是一个责无旁贷的光荣使命。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固然不是青少年在短时间内就能弄清楚的，也不是语文课能够全盘传授的。但让学生们知道一个大概，了解入门的路径，应当是可以做到或争取做到的。　　按照传统的观点，传世的文献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其中最重要的是经部，研究这些儒家经典的学问称为“经学”，从事经学有成并且指导生徒的学者则称“经师”，一向受到人们的尊敬。经部书中又以“五经”和“四书”最为基本，旧时代的学童先读四书，再读五经，有余力再读其他经典。现在的学生要学的东西太多，不可能专门来读四书五经，但对此仍应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在传统文化的基本文献和基本精神两方面要有一些必备的常识。　　按中国最早的学术史论《庄子·天下篇》的提法，儒家的主要经典有六部：《诗》、《书》、《礼》、《乐》、《易》、《春秋》，后来《乐》失传，只剩下五经了。　　《诗经》收入西周初（公元前11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约500年间的各类诗歌，据说由孔子编辑而成，或者是他对业已形成的文本做过若干加工。《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分：风有十五国风，凡160篇，为各地民歌，亦有少数士人之作。雅，有小雅74篇、大雅31篇，共105篇，是周王朝直接统治的首都地区（今陕西一带）的乐曲，也有少数产生于东都洛阳一带。当地的语言称为“雅言”，诗则为正声雅乐。其中士人之作居多，也有民歌。颂包括周颂（产生于陕西中部）31篇、鲁颂（产生于山东东南部）4篇、商颂（产生于河南东部今商丘一带）5篇，共40篇，乃是祭祀神灵、祖先时的歌舞曲。三个部分一共305篇，故当时称为“诗三百”。　　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诗三百散佚，后来由汉人重新写定，有不同的诠释流派，其中今文三家：鲁、齐、韩，西汉时立于学官，后渐衰亡；古文一家，即毛诗，东汉立于学官。所谓“今文”，是秦火之后，根据口耳相传，用当时通行的文字记录下来的文本，后来又发现了若干秦以前用古老的文字记录的经典，则称为“古文”。今古文学两派在汉代争得很厉害，是经学史上的一大问题。古文家《诗经》的注释先有毛《传》——荀子的学生大毛公毛亨作《诗诂训传》，未能完成，小毛公赵人毛苌完成之，后人有增补；郑《笺》——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为毛诗作笺，其说兼用三家，与毛传不尽同；孔疏——唐人孔颖达领衔编撰《毛诗正义》七十卷（为前人的注释再加注），总结唐以前《诗经》的研究成果，影响比较深远。　　《书经》亦称《尚书》，意思是上古之书，实为现存最古老的历史文献集。《书经》本来有100篇，而汉初所传仅29篇，这就是“今文尚书”。后来鲁恭王拆孔子旧宅，另得《尚书》一部，用先秦六国的古文字书写，比今文尚书多16篇，是为“古文尚书”。孔子的后裔、学者孔安国读过这个古文的本子以后，献给皇家，藏于秘室，但后来亡佚了，未能列于学官。东晋元帝时，梅赜献出一种《尚书》以及孔安国的传（注释），比“今文尚书”多25篇。这个本子是假的，故称为“伪古文尚书”、“伪孔传”。“今文尚书”中《秦誓》已佚，另外多分出5篇（29-1+5=33），再加上“伪古文尚书”（25），共得58篇，前有一篇序（司马迁引用过，大约是战国时人所作），再加上“伪孔传”，唐人孔颖达为之作疏——这就是后来长期流传的本子。《尚书》的今古文之争是经学史上著名的公案，早就有人怀疑《古文尚书》的真伪，到清朝，著名学者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丁晏（《尚书余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确证其书乃是伪作。不过这《古文尚书》虽然是后人伪造的，但伪造时也有些文献上的依据，所以其中仍然有若干有用的史料。　　《尚书》的内容无非是上古的应用文，包括虞、夏、商、周的官方文献。从文体来分，有典（重要史实或专题史实的记叙，如《尧典》）、谟（记君臣的谋略，如《皋陶谟》）、训（臣开导君的话，伪古文中有之）、诰（勉励性质的文告，最多见，如《康诰》）、誓（君主训诫部属的誓词，如《牧誓》）、命（君主的命令）等等。以记言为主，亦有记事（如《尧典》、《顾命》）。又有《禹贡》一篇，乃是最古老的地志。　　《尚书》中的文章已经有比较完整的结构，布局相当合理，后来的制诰、诏令、章奏之文往往采用类似的章法，其语言采用当时的口语而又有所简化，现在看去相当难懂，但其中也有现在还在运用的词语，如“星火燎原”、“不可向迩”、“有条不紊”等等。　　《礼经》指《仪礼》，后来又陆续出现了《周礼》和《礼记》，也被列为经典，合称“三礼”，其中包括政治制度、宗教仪式、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等方面，内容非常丰富。其关于宴会、婚姻、丧葬的规矩和仪式讲得尤其详明，甚至显得有点繁琐。　　儒家不提倡暴力，强调以“礼”来治国、治家。“礼”的根本精神也许可以说是感恩和安分：对于天地、君主、长辈和老师都要懂得感恩（所以旧时代家家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做人要明确地认识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处境（“分”），绝对不能越轨越位，更不能犯上作乱——这样天下就太平，社会就和谐了。这样的思想有它的合理因素，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当然礼教也会被统治者所利用，作为巩固其统治的手段，而他们自己却不讲什么感恩和安分。　　《乐经》的失传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古代礼乐并称，儒家认为音乐的本质是和谐，具有提高人的素质、移易社会风俗的重大作用。“《乐》以道和”（《庄子·天下》），这种美学思想在《礼记·乐记》里也讲得很充分，对后代具有重大影响。　　《易经》亦称《周易》，本来是一部占卜时备查的手册，带有上古的迷信色彩，但其中用一长横（——）和两短横（--）两种符号来代表世界的基本构成元素，又将它们排列组合起来形成八卦，再将八卦重叠组合起来而成六十四卦，据以判断吉凶，预测未来，表明了古人已有发达的抽象思维能力，这是很了不起的。六十四卦的每一卦由六条符号组成。对全卦的解说称为卦辞，对其中各条符号（由下往上数）的解说称为爻辞，都相当具体，有可操作性。后来，儒家对《易经》提出种种富有哲理性的解释，统称《易传》，“传”就是解释的意思。《易传》的影响极大，其中有着丰富的辩证法和对于社会人生的深刻观察，理论色彩浓厚，意义远不限于占卜了。《易传》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周易》的地位，到《汉书·艺文志》，《易》已高居群经之首，这样的排名到后来再也没有变化过。 　　在儒家经典中，《易经》的阐释空间最大，所以后来的研究也最繁荣，其中牵强附会的东西也最多，至今仍方兴未艾。　　《春秋》是一部鲁国的编年史，以鲁国的十二公为纪年顺序，起于隐公元年（前722），终于哀公十四年（前481），记载这242年间的战争、盟会、篡弑、祭祀、灾异、礼俗等等。这部大事纪要据说为孔子所作，后来有三种解释性的著作，即《公羊传》、《谷梁传》、《左传》。　　孔子对历史人物的态度含而不露，特别讲究措辞的委婉，有所谓“春秋笔法”。《左传》成公十四年引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污），惩恶而劝善”，其中的褒贬并不明言，但从用词上就可以看出。《春秋》的语言非常精炼，讲究造句和修辞，对后代史学家、文学家影响很深。　　春秋三传中《公羊传》、《谷梁传》属于今文经学。《公羊传》出于孔子弟子子夏的学生齐人公羊高，《谷梁传》出于子夏的另一个学生鲁人谷梁赤。这两部书都是解释《春秋》之微言大义的，近于历史哲学和政治学。　　《左传》则是所谓古文经，其流传有两个系统：一出于孔子旧居屋壁，用秦以前的字体写成；一由荀卿传授，又有楚国太傅铎椒摘抄它，赵国的宰相虞卿撮录它。到西汉，从张苍、贾谊一代一代往下传，以至于刘向、刘歆父子，一直在民间流传。《左传》的作者相传是左丘明，其人的详细情况现在不是很清楚。　　《左传》不讲什么微言大义，专重史实，《春秋》仅为大事记。这里则有相当具体的叙述——两者的关系近于标题与正文。其又有纠正《春秋》所叙之错误，并说明其原因的内容，对于《春秋》未记之事有时也加以叙述，形成所谓“无经之传”。总之《左传》乃是一部更为详备的春秋时代的编年史，同时也是一部文学名著，因为这里不取《春秋》那种简要的记事，而是记叙了许多戏剧性的情节和栩栩如生的人物。　　左丘明还写过一部《国语》，乃是国别体的史料汇编，大抵是比较原始的史料，重在纪实，与《左传》互为补充，也被称为《春秋外传》。现在一般认为此书乃是先秦史家编撰各国史料而成。全书分8个部分：周语、鲁语、齐语、晋语、郑语、楚语、吴语、越语，其中晋语占的比例最大。　　《左传》、《国语》和比较晚出的《战国策》乃是先秦历史散文中的三大名著，其中精彩的片段经常被选入语文教材。　　《诗》、《书》、《易》、三礼、三传，加起来是九经，再加上《论语》、《孟子》、《孝经》和《尔雅》（一部讲文字训诂的专书），合称“十三经”，一共有六十几万字。自从宋朝绍熙年间确定了这一组合之后，再也没有变动过。现最通行的读本是清儒阮元编校的《十三经注疏》，其嘉庆刻本后来有影印本。若把这十三部经典弄清楚，那就是一位儒学专家了。　　“四书”指《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过去是知识分子的必读书。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从元朝起就是是科举考试出题和判卷的依据。　　《论语》是孔子的语录，其中也有孔子和他的弟子之间的问答谈话，还有他的弟子们之间的问答谈话以及再传弟子的言论，也有简单的叙事。记录这些言行的人大约不止一人，而最后的编定大约已在战国的初期。　　《论语》的中心人物是孔子，核心思想是“仁”和“礼”。孔子最可靠的言论主要集中在这里，要了解原始儒家思想应以读《论语》为主。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论语》最初有三种不同的本子，即鲁论（20篇）、齐论（22篇，多出《问王》、《知道》两篇）和古论（21篇，这里有两个《子张》篇），西汉末年的张禹加以整理，他以鲁论为主，兼取齐论，形成所谓张侯论，仍作20篇，这就是今本《论语》之所从出。郑玄注释《论语》，以张侯论为主，兼顾齐论、古论，从残存的郑氏《论语注》中，还可以略略窥见三种本子的异同。《论语》的注本有收入《十三经注疏》的何晏集解、邢昺疏。而过去影响最大的是朱熹的集注，收在《四书集注》中。清朝人刘宝楠、恭冕父子有《论语正义》，近人程树德有《论语集释》、杨树达有《论语疏证》，材料都非常丰富，而初学者可以从杨伯峻《论语译注》一书入门。　　孔子作为一个思想家、教育家和古代文献整理专家，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旧时代的知识分子没有不熟读《论语》的。儒家思想在中国曾经是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至今仍然有相当大的力量。　　《论语》中许多话后来成了格言，例如，“吾日三省吾身”（《学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述而》）；“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述而》）等等。孔子又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哲人，“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雍容和雅，感慨很深，流露了他自强不息的精神，很有开宗立派的气象。　　孟子是儒家学派第二号代表人物，孔子是圣人，孟子是“亚圣”。《孟子》一书是他晚年与弟子共同编纂而成的，凡七篇，各篇又再分上下两部分，其中心思想是性善论与仁政论。与《论语》相似，此书仍为语录体，各篇之间没有逻辑上的联系，一篇之内的各则也没有什么联系，不同之处则是《孟子》比较长，对话比较多，文章的风格比较统一。此书旧有后汉赵岐注，在《十三经注疏》中。又有朱熹《四书集注》、清人焦循《孟子正义》，近人杨伯峻《孟子译注》最便初学。　　《论语》中也有对话，但分量只占三分之一，而单人语录则占三分之二；《孟子》里对话要多得多，这样就便于使问题的讨论走向深入。例如，《论语》中有“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仁斯至矣。’”（《述而》）只提出论点，没有展开；而《孟子·告子》中则有详细的讨论，说明为什么“人皆可为尧舜”。《万章》篇几乎全是辩论。《滕文公上》许行章、《公孙丑上》四十不动心章、《梁惠王上》齐桓晋文之事章等，都是洋洋大篇，已与专题论文相近。　　孟子以雄辩著称，曾经自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下》），文章极有气势，充满感情色彩。孟子对民间的疾苦有深切的同情，对执政者的贪婪残暴非常愤慨，有着极强的社会责任感。他明确地说过：“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下》）。《孟子》行文铺张扬厉，喜欢用排偶句，锋芒毕露，痛快淋漓，时露尖刻，咄咄逼人；又长于譬喻，多用寓言。据李炳英《孟子文选》统计，在全书261章中有93章用了159个比喻。著名的如形容老百姓希望得到明君为“大旱之望云霓”，形容手段与目的之背离为“缘木求鱼”，形容见小不见大为“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形容取重弃轻为“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如此等等。书中的寓言约有20多则，大抵简洁明快而不失优美动人，著名的如揠苗助长（《公孙丑上》）、五十步笑百步（《梁惠王上》）等，后来都成了成语。 　　《大学》和《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两篇，宋代理学家特别重视，专门挑出来加以发挥和强调。《大学》旧说是孔子的高足弟子曾参写的，以“仁爱之道”为中心，提出“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为三纲领，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八条目——这样，关于道德修养的途径、方法、目的都讲到了。《中庸》旧说是孔子的孙子子思（孟子曾受业于他的门人）写的，其中集中发挥孔子的中庸论，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中庸》则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儒家承认世界上有矛盾，主张用“致中和”的办法防止激化，采取恰当的方法处理，从而达到平衡与和谐。《中庸》里讲的这一“心法”既是儒家的道德信条和人生准则，也是处理所有问题的总原则和基本方法。　　《三字经》里有一段专讲“四书”：“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孟子》者，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作《中庸》，子思笔，中不偏，庸不易。作《大学》，乃曾子，自修齐，至平治。”这样的顺口溜很容易记住，是编得好的。　　朱自清先生说：“这四种书到了朱子（熹）手里才打成一片，他接受二程（程颐、程颢）的见解，加以系统的说明，四种书便贯穿起来了。”　　他说，古来有小学、大学。“小学”里主要讲洒扫进退的规矩，和所谓“六艺”的礼、乐、射、御、书、数。“大学”里教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道理。所教的都切于民生日用，都是实学。《大学》这部书便是古来大学里教学生的方法，规模大，节目详，而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循序渐进的……有了《大学》的提纲挈领，便能领会《论》、《孟》里精微的分别去处；领会了《论》、《孟》的旨趣，也便能领会《中庸》里的心法。（《经典常谈·“四书”》，《朱自清全集》第6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9～52页）　　现在如欲了解儒家的“道统”，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应该还是最合适的读物。朱自清先生这本《经典常谈》，则是至今最好的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入门读物之一，此书有多种单行本。　　儒家基本经典“四书”、“五经”大概的情形略如上述，至于其中的思想精华，则相当复杂，学术界的看法也有许多不同，不是这里能够说清楚的。笔者认为，至少有下列三点具有普世价值：　　第一，克己爱人的道德情操。孔孟之道讲“克己复礼”（《论语·颜渊》），讲“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这些都是正确的。“仁爱之道”代表了人类崇高的理想，应当从小就培养这样高尚的道德情操。　　第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易经》里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象传），孔子主张“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孟子有“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这些都是很积极健康的。　　第三，以和为贵的基本思想。儒家经典反复强调一个“和”字，讲“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讲“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就是求大同，存小异，既坚持原则，又注意团结他人。这样来处理人际关系以至民族和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非常好吗？　　（顾农 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225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