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书法衰微探因

作者：张同印

书法研究 2000年02期

　　宋代书法尚意，代表人物是世所公认的苏、黄、米、蔡（襄）。“四家”均生活于北宋，成为尚意书风的开拓者和时代书风的标志。宋代历三百十九年，南宋占其近半。宋代擅书者见于文献的有千余人，南宋占其近半。在北宋尚意书风开拓的基础上，寄希望于南宋继续进取。然而，历史发展的结果却令人失望。一百五十余年的南宋书法平淡无奇，不仅失去了北宋书法那种生动活泼的局面，而且日渐柔弱萎靡。南宋书家虽众，声名显赫者寥寥，且无一人能与“宋四家”相匹敌。南宋书法不仅与北宋相比而相形见绌，甚至下比元、明在许多方面也尚嫌不足。北宋所标举的尚意书风，经过了一个蓬勃发展时期，至南宋陷入了低潮，成为中国书法史上平淡沉寂的时期。对于南宋书法衰微这一历史现象，应当深入探究其原因。

　　南宋书法的衰落与社会大环境密切相关，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文化背景。书法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同时又受到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深刻影响。北、南两宋在政治、思想、文化诸方面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北宋结束了五代军阀割据的局面，重新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北宋虽不及汉、唐之盛，在许多方面仍然表现出开拓进取的精神。针对腐败现象，朝廷酝酿着政治改革的思潮。有识之士纷纷提出各种改革建策，导致了变法派与保守派的斗争。表明北宋统治集团对于社会政治仍然具有较强的调节能力，表现出在政治上一定的进取精神。

　　南宋王朝在政治上更加腐败，偏居江南，无力也无意收复江北失地。对外屈辱妥协，执行投降政策，割地纳贡称臣，只图换得一时苟安。虽有抗战派与妥协派的斗争，始终是妥协派占据主导地位。南宋政权软弱腐朽，病入膏肓，只是由于江南经济尚能支撑而得以苟延残喘。

　　伴随着政治上的改革，北宋在思想文化领域也体现出积极进取的精神。北宋初期逐渐形成了破旧立新的学风。儒士们从不同角度对传统儒学进行审视和反思，开展新的研究和探索。儒学、道学、佛学相互融会渗透，学术思想十分活跃。北宋经学敢于冲破旧的传统，摆脱训诂旧习，竞相提出新见解，为陷入绝境的经学开辟了新道路。众儒们纷纷阐发自己的观点，形成了比较自由的学术空气。周敦颐提出“太极、无极说”；邵雍创“先天象数学”；张载创“关学派”；程颢、程颐创“洛学”；王安石提出“变故相除说”，号为“新学”。北宋在传统经学的基础上，努力开拓，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南宋统治者置国忧外患于不顾，图得一时苟安便歌舞升平，沉溺于享乐逍遥。政治上的腐败保守必然导致思想文化方面的不思进取。“二程”理学传至南宋朱熹，形成了完备的体系，确立了理学在政治思想上的正统地位。朱熹提出“穷理”、“克欲”，把传统的“三纲五常”理论化、系统化，成为束缚思想的桎梏。朱熹理学在南宋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并渗透到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理学的完备必然是对“人欲”的约束。理学强化了中国传统的重义轻利的观念，使政治纳入道德的范畴，理学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保守派的角色。

　　南宋统治者为了维护日益衰败的政权，选择了朱熹理学作为官方哲学，借封建伦理纲常来挽救垂危腐朽的统治，使“程朱理学”成为南宋统治者的精神支柱。朱学并不能从根本上挽救南宋岌岌可危的政权，却起到了麻醉剂的作用，使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得到一定的缓解，从而暂时掩盖了社会深层次的矛盾。朱熹理学导致了南宋思想上的僵化与保守，丧失了北宋在思想上的活跃与开拓。

　　北宋随着政治改革的高涨，思想上的活跃，文坛也兴起了一股革新之风，逐步树立起有别于唐的宋代风格。先有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继有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陈师道等，在诗词、散文方面展现出宋代新风尚。北宋散文在唐代韩、柳倡导古文运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北宋占其六。苏轼开诗词豪放派，黄庭坚、陈师道创江西诗派。宋代文学挟唐代文学之盛而能继续进取，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宋词完全可以与唐诗相媲美。

　　南宋文坛虽然延续北宋文风，没有取得更大的成绩，显现出衰退之势。由于南宋统治者屈辱苟安，一些士人通过诗词寄托沦陷的哀情，漂泊的凄婉，抒忧国之情，发伤时之感，诗风多凄凉婉约。一些士人主战而不能，借诗词抒发爱国情思，排泄胸中愤怨，诗风多怨恨悲愤。这些诗词情真意切，尚能扣打心扉。与之相反，一些诗人置国家危难于不顾，满足于一时苟安。逃避于山河破碎之外，沉浸于纵情享乐之中。吟风弄月，宫墙闺房，灯红酒绿，粉黛凝霜，粉饰太平。在他们的诗词中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毫无内忧外患之踪影。他们陶醉于诗词技巧的卖弄，讲究严肃的格律和华美的辞藻，一谓追求诗词的外在形式。就艺术技巧而言，确有可取之处。然而，技巧虽高而格调不高，思想空虚，内容肤浅。南宋理学“重性理，轻辞章”，“全尚理性，时竟趋之”，使散文也丧失了活力。

　　南宋文风日渐萎靡柔弱，这种状况在书法中也同样明显地表露出来。宋代书学经北宋尚意思想的大力推扬而达到高潮，体现出有别于前朝的鲜明的时代特色。尚意思想延续至南宋，在理学的深刻影响下而停步不前，丧失了进取精神，变得保守僵化了。

　　书法理论既是书法实践活动的理性升华，又是指导和推动书法实践活动的先导。宋代书学在唐代尚法思想之外，积极向尚意的新领域开拓。宋代书学的尚意思想经过了酝酿发端，高潮成熟，再到停滞低落的发展过程。北宋是尚意思想的发端和高潮期，南宋则是尚意思想的停滞低落期。

　　北宋在比较自由的学术氛围中，儒、道、佛交汇融合，渗入到书学思想的构建之中，使北宋书学顿时活跃热闹起来。特别是庄禅思想更适合士大夫阶层的艺术情趣，对北宋书学理论影响更大。北宋书论家们各抒己见，却在主导思想上汇成了一股强劲的尚意潮流。虽然没有唐代那样多的宏篇巨著，而在众多的短篇散论中，更加活泼洒脱，自由奔放，颇多创见。

　　北宋书学的主导思想是尚意的推扬，形成了有别于唐代尚法思想的时代基调。北宋初期，以欧阳修、蔡襄为代表开尚意思想之先。虽属酝酿阶段，所提出的许多新思想，成为尚意思想的先导。欧阳修提出“乐心说”，他认为书法“有为物所乐之心”，“亦自是人生一乐”，淡化了唐代书法的功利色彩。他主张书法“寓其心”，“寓其意”，学书法“何用较其工拙”，应当“得其意而忘其形”。（注：欧阳修《试笔》。）强调书法要自然兴会，不求刻意为工。蔡襄则提出“神气说”，他指出：“学书之要，唯取神气为佳，若模象体势，虽形似而无精神，乃不知书者所为耳。”（注：《宋端明殿学士蔡忠惠公文集·卷三十四》。）他认为：“书法唯风韵难及……可以精神解领，不可以言语求觅也。”（注：左因生《书式·上》。）欧阳修、蔡襄所主张的尚意倾向，直接启迪着宋代书学理论的变革，奏响了书学思想及书风转换的序曲。

　　苏轼更加大胆鲜明地阐扬尚意思想，并把尚意思想推向高潮，成为尚意思想的领袖。他极力主张书法创作的自由精神，“自出新意，不践古人”。进一步宏扬“乐心说”，“自言其中有致乐，适意无意逍遥游。”推举“寓意说”，他认为“书初无意于佳乃佳”。（注：苏轼《论书》。）黄庭坚进一步丰富了尚意思想的内涵，向更广阔的领域拓展，使尚意思想更加系统化。黄庭坚以禅理入书理，把尚意思想渗透到书法的各个方面。他“重韵恶俗”，“不随俗低昂”，敢于标新立导。他主张“书不病韵”，“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注：黄庭坚《书缯卷后》。）米芾进一步继承苏、黄的尚意思想，并贯彻到书法技法之中。主张“率意”、“天真”，“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注：米芾《答绍彭书来论晋帖误字》。）米芾站在尚意的立场上对许多书法前贤，特别是唐代书家进行了大胆甚至是尖刻的批评。其论虽多偏颇，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唐尚法的批判，实际上是对尚意思想的宏扬。

　　在苏、黄尚意思想活跃之期，又有朱长文、董逌等进一步推波助澜，不断丰富充实着尚意思想的内容。总之，在学术思想比较自由的社会环境下，北宋书学思想异常活跃，颇多建树，开辟了书学理论的新局面。苏轼豪迈地提出：“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黄庭坚则响亮地提出：“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不能与世俯仰”的米芾明确地提出：“无刻意做作乃佳。”北宋尚意思想的倡导者们表现出强烈的叛逆精神，对唐人森严的法度不屑一顾。正是这种敢于超越前人的豪迈气概，使北宋书坛面貌一新，从而确立起独立的时代风格。

　　尚意思想发展至北宋末，已到了高潮的尽头。南宋书学虽然延续了尚意思想，却失去了开拓进取的精神，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新进展。南宋书论对中国传统书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然而，其地位与影响远逊于北宋书论。理学成为南宋思想的主宰，书学理论也体现出理性十足的道学色彩，变得平和保守起来，看不到北宋那种慷慨激昂的变革思想和强烈的叛逆精神。如果说南宋前期书论尚存北宋尚意思想的余波，那么后期书论则表现出书学思想转换的倾向。表明尚意思想日渐枯竭而逐渐转入了元、明复归晋唐，重尚法度的轨道。

　　理学家以道为本，对艺术采取轻视的态度，把艺术纳入理学范畴。因此，他们的书学思想带有明显的理学色彩。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提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于道，所以发之于文者皆道也。三代圣贤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注：《朱子语类·卷一三九》。）他把“文”纳入理学范畴中“道”的轨辙，“文”完全成了“道”的附庸。正是从这一基本思想出发，理学家的书学思想中特别强调伦理道德，注重自我修身养性，“谛视心画，如见其人”。朱熹认为：“书札细事，而于人之德性其相关有如此者。”（注：朱熹《与欧阳文忠公帖》跋。）另一位理学家张栻把他的“明理居敬”，“立身品节”的为学主张贯彻到书学思想之中。所以他评蔡襄书：“如礼法之士。”评苏轼书：“忠义之气未尝不蔚然见于笔墨间。”（注：《南轩文集·卷六》。）魏了翁的理学主张是：“心者，人之太极，而人心又为天地之太极。”（注：《鹤山全集》。）所以他的书学思想极力主张“书法一本于心”，“心画各如其为人”。

　　南宋书学虽然也主张尚意崇神，却与北宋尚意的主张产生了明显的差异。北宋尚意思想主张“乐心”，“寓意”，“重韵恶俗”，“率意天真”。体现出鲜明的个性张扬，强烈的情感流露，勇敢的叛逆精神。而南宋书学思想更强调温静平和，雍容中正，严谨内敛，反对狂怪变异，张扬外露。这似乎又回到了儒学“中和”之美的轨道上来了。理学家一方面否定艺术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力图把艺术纳入“以道为本”的理学规范之内，以人论书。正因此，朱熹对北宋书法表现出明显的不满。在理学思想的支配下，南宋书法逐渐演变为士大夫修身养性的工具。

　　一生不仕的姜夔，吟诗弄乐，于书学也颇有成绩。他提出“风神说”，对尚意思想进一步阐释。如果对姜夔的书学思想进行综合分析，他的书学理论，仍然在尚意思想内徘徊，没有取得更大的突破。而且，他的尚意内涵已经与北宋尚意思想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崇尚古法，主张恢复纯正的魏晋风韵，追求恬淡静雅，平和中正。他用很大的精力研究技法，似乎又回归到了尚法的轨辙。看来风流倜傥的姜白石也难以完全摆脱理学的影响，使他的书学思想也变得温和甚至保守起来。

　　如果说南宋中前期尚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尚意思想，那么南宋末期尚意思想更加淡化而明显表现出书学思想转变的历史趋势。南宋晚期的一些书论家开始对南宋书坛状况进行反思。陈思、赵孟坚的书法理论中，对书法技法表示了极大的关注，更加强调法度，主张由唐入晋，重新崇尚唐法，力图矫正南宋书法之失。这种思想成为元、明书学思想的先导，开元代复古回归书风之先，为元代书法力图超越宋代，复归晋唐书风的形成进行了铺垫。

　　南宋书学虽然继续标举尚意思想，似乎已是江郎才尽。在理学影响下，把重点转向士人所标举的“立身品格”以及技法方面，使南宋书学趋于保守，北宋尚意思想的主旨无形中发生了转移。虽然尚意余波尚存，而又有意无意地修正着北宋尚意思想的内涵，力求以法度校正北宋书法之失。这就造成了尚意与尚法之间的冲突。南宋的书论家们似乎还没有找到解决这种矛盾的出路，因此，在书风追求上发生了混乱，没有一个明确的主导思想相统领。论尚意而缺乏新意，转而谈法又不那么坚决。既不想丢掉尚意思想的旗帜，又达不到北宋的高度，转向法度又达不到唐代的水平。

　　宋代书学思想与创作实践是同步发展的，相互促进，相辅相长。尚意思想的高潮期也正是尚意书法创作的高潮期，尚意思想的低落期也正是书法创作的低落期。北宋苏、黄、米不仅大力倡导和阐扬尚意思想，而且把尚意思想坚决地贯彻到他们的书法实践活动之中，把尚意书风推向高峰。他们的书法理论与实践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在尚意思想的指导下，创造出有别于前朝，个性强烈，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书法新风格。

　　书学思想的僵化保守必然导致书法创作的平庸沉寂。南宋书法完全丧失了北宋书法那种高昂激越的情调，变得平淡柔和。南宋书法，从尚意的角度看，缺乏北宋的奔放洒脱，自然率真。从尚法的角度看，又缺乏唐代严谨的法度和恢弘的气势。崇尚魏晋风韵而不能及，为理学所囿而又放不开手脚。南宋书法仅剩尚意躯壳，没有形成明确的主导书风，缺乏左右书风的书坛领袖，造成了多继承少创新，书坛无宗主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南宋书家普遍缺乏创造性，于是众多的书法家追随北宋苏、黄、米等诸家风范。宗苏者有：叶梦得、汪藻、赵明诚、韩世忠、张浚、施宜生等；宗黄者有：赵构、范成大、韩彦质等；宗米者有：米友仁、吴琚等。他们虽有继承之劳而无创新之功。加之“趋时尚书”流行，缺少个性鲜明的作品，导致书法风格的单调雷同。

　　南宋不仅在书风上具有趋同性，而且在书法的表现形式上也比较单调。书札尺牍书法是宋代文人化色彩在书法中的具体体现。在北宋与尚意书风相符合而大行于世，与唐代的宏碑典册相比，这是书法形式上的新变化。这种形式流行上百年，至南宋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仍然以书札、尺牍、短册的形式出现，就显示出形式上的单调。在书法形式的束缚下，所用书体也显得单一化。以行书为主，草书夹杂其间并不突出。不仅见不到像黄庭坚那样气势磅礴，奔放洒脱的狂草，甚至连宋徽宗那样秀雅婉转的草书也不多见。北宋水平本已不高的楷书至南宋进一步衰落，善楷书者寥寥无几，所见小楷水平一般。至于篆、隶更是冷落凋零，不见踪迹。南宋书法家中也有少数力求变化者，如：陆游、虞允文、朱熹、张即之、张孝祥等。在书法大环境下很难形成大气候，更不可能形成新的书风导向，在当时及对后世也没有产生重大影响。

　　面对南宋书坛萎靡凋零的景况，陈思借引唐李嗣真之语对南宋书法发出了感叹：“今之驰骛，去圣逾远，徒识方圆，而迷点画，亦犹庄生之叹盲者，《易·象》之谈日中，终不见矣。……今人都不闻师范，又自无鉴局，虽古迹昭然，永不觉悟，而执燕石以为宝，玩楚凤而称珍，不亦谬哉！”（注：唐李嗣真《书后品》。）南宋书法的衰落标志着宋代尚意书风的终结，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随时代变迁，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都会形成一种契合时代的新书风。新书风一般都要经过发端，继而达到高潮再至衰落的过程。晋尚韵、唐尚法如此，宋尚意亦然。南宋正处于尚意的低潮，其书法的衰落在所难免，只不过时间持续得太长了些。笔者旨在剖析南宋书法衰落的原因，并没有对南宋书法持全面否定的态度，南宋书法也并非毫无可取之处。只不过一百五十余年的南宋书法没有更大的作为，着实令人惋惜。

作者介绍：张同印 首都师范大学书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