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对陕西作家创作的影响

　　摘 要：陕西天然的被分为陕北、关中、陕南三大部分，使陕西地域文化呈现出很强的多样性。三大地域板块迥异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文化，对陕西作家的创作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使许多陕西作家作品中显现出较强的地域文化特征。

　　关键词：地域文化 陕西作家

　　陕西作家群作为与北京作家群、湖南作家群、知青作家群并列的文学群体之一，显现了陕西作家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其中的代表有路遥、贾平凹、陈忠实、高建群、邹志安、京夫、赵熙等一大批优秀甚至称为大师级的人物。从地域文化讲，陕西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周秦汉唐文化曾在这里大放异彩，向世界展现过中华古文明的先进与辉煌。但同时从现代的眼光来看，这里也留下太多的传统文化因素，例如宗法制所导致的“父权”统治，使人习惯于崇古、从上、盲目向后看，习于保守，而缺少创新改良的精神和勇气，从而使陕西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渐趋落后，甚至经济排名已经处在全国倒数之列。

　　陕西自古以来就因自然和环境原因被分为三大地域板块：陕北、关中、陕南。陕北地区地处黄土高原与蒙古草原的交汇地带，中原农耕民族和其他游牧民族在这里融合与交流，使陕北文化带有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双重特征。关中地区号称“八百里秦川”，自周公确立“宗法制”以来，作为中华民族的统治中心一直到唐朝，形成了以“钟鼎礼乐”为代表的宗庙文化，并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形态。陕南地区地处秦岭与巴山之间，高山阻隔造成的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使这里保持着质朴自然的生存形态，体现出理想浪漫的文化精神，具有秦、楚、蜀三种文化融合的人文特点。这三大地域本身不同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特征，造成了各自地域文化的巨大差异。这三大地区在当代都出过数位文学大家，如陕北以路遥、高建群等为代表，关中则以陈忠实、赵熙等为代表，陕南则以贾平凹、京夫等为代表。这些作家的作品中或多或少都受到各自地域文化的影响，试以陕西三位代表作家为主进行简单的分析。

　　一

　　高建群长期生活和工作在陕北，也长期以陕北为自己的创作基地，在其小说《最后一个匈奴》中对陕北就有精彩的论述：“当封建大一统在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统治和驯化这一片广袤的国土的时候，网开一面，它遗漏了陕北。这当然不是为牧者的恩赐，而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这里一直处在民族战争的拉锯战局面，导致这种文化无力渗透或较少渗透而已。”① 高建群认为儒家学说产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我们的文化从两千年前一直延续到今天，而没有像另外三个文明古国造成历史的中断。同时，儒家学说过于强调教化与服从，束缚了中华民族卓越的革新与创造能力，弱化了野性扩张的民族精神，尤其是发展到近现代以后，这种束缚已严重阻碍了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陕北处在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拉锯地带，使儒家文化较少影响到陕北，在高建群看来，中华民族人文初祖轩辕黄帝就安葬在延安市黄陵县，因此陕北保留着“轩辕氏”的原本精神。这种扩张性、开拓性的文化精神，曾经使陕北出现了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敢于反抗的农民英雄，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在这里建立了革命圣地，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受到了“轩辕氏”原本精神的极大影响，最终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高建群认为陕北高原这块“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地方，所表现的雄强、豪迈的野性精神，恰是中华文化在发展进程中所逐渐丧失的。陕北因为地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交错地带，这里的人们没有受到儒家文化的浸染，他们是天生的叛逆者，陕北人的身上还保留着这种开拓向上的“轩辕氏”的原本精神。正是“轩辕氏”的原本精神使中华民族在历史中不断壮大、发展。从黄土高原一直向南、向东发展，才形成今天广大的中国。而中华民族也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了这种野性精神，需要唤醒这种阳刚、向上、不断开拓的野性精神。同时，我们也能发现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有许多内地作家远走新疆、西藏、内蒙、甘肃、青海等偏远少数民族地区，如周涛、张承志、马原、马丽华、红柯等作家，他们中大多数人正是认识到汉民族精神的衰弱，才远走边疆去寻找一种雄强、刚健、不拔的野性精神，以拯救衰弱的“体不胜衣”的民族精神。高建群在陕北找到的正是这种野性精神。

　　陕北作家路遥作品中较少谈及文化，但他的作品中塑造的主人公，无论是孙少平、孙少安，还是高加林，都是不屈于命运、不断打拼、体现陕北文化精神的“闯将”。正如《人生》中，路遥借村支书高明楼对高加林的评价表现了陕北人的特点，认为高加林虽然人小，但心硬人强。用“心硬人强”四个字，将陕北人敢于拼搏与闯荡的奋斗精神表现了出来。

　　二

　　贾平凹是地地道道的陕南人，商洛丹凤县人。在他的创作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在于他通过描绘陕南特有的文化、乡土环境中特有的生存方式和风土人情，展现出陕南民间的美好的人情和人性。贾平凹试图营造出一个具有理想化和诗意化的梦幻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的人们是率性自然的，是处在本真的生存状态中的。

　　贾平凹曾对他创作的商州系列作品解释说：“但她（商州）的美丽和神秘，可以说在我三十年来所走的任何地方里，是称得上‘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赞誉。”②贾平凹认为商州（陕南）是绝好的国家自然公园，这里的树木是细而高长的，水则晶莹如玻璃、似绿绸。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有山洼，就有人家，白云在村头停驻，屋后有扶疏的青竹，门前是夭夭的山桃。贾平凹将自己故乡美丽的自然风光描写得如诗如画，无论是山峦、树木、花草，还是白云、流水、炊烟，在他的笔下全都带有了灵性。这里的人文风情被描写得更是温馨动人，他在作品中将商州和商州人称作是“这块美丽、富饶而充满着野情野味的神秘的地方，和这块地方的勤劳、勇敢而又多情多善的父老乡亲”③。在他的笔下，商州的男人虽不高大，但个个都很强悍，忍耐力更是罕见；商州的女人都是健美异常，个个都是双眼皮，睫毛也是长而黑，还非常温顺、善良；商州人也非常热情好客，总将自己家最好的吃食全都拿出来给客人吃。在贾平凹看来，商州人非常的善良和纯洁，保持着淳朴随性的民风民俗，似乎这里就是陶渊明描写的“桃花源”。 　　贾平凹对乡土文化的理想化塑造，使这种乡土社会具有了至真、至纯、至善、至美的文化精神。这种乡土文化所体现的自然淳朴的生活状态，带着对现代社会人情淡薄和人性异化的深刻批判。实质上，许多到商州旅游的游客，并没有感受到商州的“美丽和神秘”，更多看到的是贫穷与落后。因此，贾平凹对自己家乡商州的乌托邦似的描写，其实代表了自己对田园牧歌似的理想社会的追求。在陕南历史上，张鲁曾在东汉末年割据汉中，以“五斗米道”教化民众诚信无私，进行了一次理想主义的试验，试图建立起真正的“人间乐土”，也许可以看成贾平凹对理想社会认识的思想渊源。仔细解读贾平凹的作品，会发现从《废都》《高老庄》《怀念狼》一直到《秦腔》，都在表现喧嚣的现代文明与宁静的田园牧歌生活的巨大碰撞，作者对理想中的自然无为的传统生活方式的逐渐消失感到失望与无奈，深刻表现了贾平凹创作的母题：人应如何摆脱异化，寻求生命和生活的本真。

　　三

　　在陕西三大地域中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无疑是关中。自古以来这里就有得关中而王天下的说法。八百里秦川，北接黄土高原，南接秦岭，使历代统治者无不钟情于这片土地，而在传统文化中占主要地位的儒家文明已深深扎根于此。宝鸡“绛帐”地名就来缘于东汉著名儒者马融设账收徒。关中儒学历来都有“关学”之称，因此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层层积淀在关中这片有着悠远历史的土地上。

　　这里可以以陈忠实的《白鹿原》为引，展开对关中文化的挖掘。陈忠实生长于白鹿原下，他大半生都生活于此，深深扎根于此。凭他对这片土地的深厚理解，才写出《白鹿原》这部旷世奇书，因此陈的这部小说被人称为“民族秘史”。该小说深刻之处就在于对汉民族民族心理和行为的深刻勾画。在书的开头写了主人公白嘉轩一生曾娶过七房媳妇，最后又写了白孝义没有生育能力，白嘉轩为儿子设计“借种”。通过请阴阳先生、挂桃木棒槌、上棒槌会拜棒槌神等一系列既有神秘性又具有民俗性的故事，体现了中国人对血缘维系的高度重视。有人曾认为这是作家献媚于读者，这恰好正是汉民族对血缘传递的过分注意，与汉民族的生存样态有关。汉民族自古以来就以农耕为主，是典型的农耕民族。这种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就要求了以家族为单位的耕作方式，而家族的延续需要的就是家族个体血缘的传递。祖先崇拜从上古一直延续到今天，尤其是从西周确立的宗法制度，更是在周秦文化的发源地——关中，保存下了这种原生态的文化样态，白鹿原正是周秦文化的缩影。

　　《白鹿原》中所表现的中国传统历史观，恰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所谓的“成者王侯败者贼”，“窃铢者贼，窃国者王侯”。如文中对国共纷争的描写，较少正义非正义之分，而用“秦失其鹿，天下群雄共逐之”。的传统观念。在小说的最后，黑娃是其中最革命者，却被白孝文用不正常手法，窃取了革命的成果，黑娃反而成了“土匪、反革命”。用疯了的鹿子霖的话就是鹿家还是斗不过白家，将革命斗争史变为家族斗争史，显现了传统历史观在现实政治中的作用和人们大脑的潜层深藏的家族意识。

　　被称为陕西文坛一匹黑马的关中作家红柯，岐山县凤鸣镇人。1986年，大学留校一年的红柯，怀着理想主义的热情远走新疆，在那里生活了10年。1996年回到陕西后，先后发表了《美丽奴羊》《金色的阿尔泰》《乌尔禾》等一批反映新疆草原生活和文化的作品。在他作品中表现的一是张扬、野性、自由、具有扩张性的草原精神；二是草原牧人天人合一和生命本真的生存状态。红柯认为，草原少数民族文化中具有的血性力量和生命激情，是长久浸润在儒家传统之中的汉族文化相对缺乏的，汉族文化需要向草原民族学习这种野性的精神。因此，他在小说中着力渲染和张扬这种充满蓬勃张力的野性精神。可以看出，红柯正是在完全异质的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强烈反差中寻找到了创作的灵感，作为一个从小根植于周秦文化的作家，恰恰是通过对草原文化的书写，来解构和重新建构我们的民族文化精神。

　　通过对来自陕西不同地域大作家自身对本乡本土的理解和认识的再认识，我们可以发现正是由于地域文化的截然不同，使三位作家对世界和生活的感受完全不同。高建群的创作风格像陕北的风一样，充满了野性的力量；贾平凹的风格像陕南的水一样，清澈而舒缓；陈忠实的风格则像关中的黄土，充满了历史的积淀和沧桑。

　　正是这些作家在创作上受各自文化地域的深刻影响，使他们的作品呈现出不同的地域文化特征。陕北长期处于草原民族和农耕民族的紧张对峙中，形成的边缘性的文化形态使这里保持着强悍的民风和雄健刚野的“轩辕氏”原本精神。当陕北作家在创作作品时，在有意或无意间必定会表现出这种精神。陕南处在秦岭、巴山等山脉的重重包围之中，使其文化有封闭的一面，历来少有战争。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又似桃花源般安静祥和，加之这里民风淳朴、较少欺诈，使陕南作家在行笔中必然带有晋时陶氏风格。而关中则因其为儒家原初生发之地，民风敦厚朴实，致使关中作家文中必有深厚的儒学精神。评论者常将陕西作家称为“陕军”，而忽视陕西作家各自地域文化特征的特殊性，较少涉及陕西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在文章最后可以做一个这样的类比，“关中如儒，陕南如道，陕北如侠”，以喻陕西这三大地域文化精神，这三大地域文化所显现的文化精神对陕西作家创作的影响必将是深刻而长远的。

　　① 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

　　215页。

　　②③ 贾平凹：《商州三录》，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页，第8页。

　　参考文献：

　　[1] 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2] 多人.《白鹿原》评论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作 者：王 虎，兰州大学文学院2010级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读硕士研究生，铜川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科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

　　编 辑：魏思思 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