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不为君王唱赞歌 只为苍生说人话

不为君王唱赞歌  只为苍生说人话

——纪念柏杨先生辞世一周年

杨开亮

今天，2009年4月29日，是柏杨先生谢世一周年的日子。

去年今日的下午，我上网浏览新闻，忽然看到柏杨先生的名字，眼睛一亮，但标题“柏杨先生”后面紧跟着的却是“去世”两字。我当时愣愣地站着，一丝酸楚从心底涌出，窜入眼角。正是太阳落山的时候，残阳如血，余晖熠熠；斜阳脉脉，依依不去。忆及释氏《阿弥陀佛经》曰：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那么，阿弥陀佛，柏杨先生，去吧去吧，西方极乐国土，才是你的归宿。默祷完毕，我心释然。

可是，今日想到柏杨，心中却隐隐作痛。柏杨走了，柏杨精神何在？

柏杨先生一生的颠簸流离命运，映照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大身影。

头破血流，身陷囹圄，矢志不渝，铮铮铁骨。他用一生的苦难书写了一个伟大的人生，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柏杨先生自勉“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竭尽全力奉献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

柏杨走了，但 “丑陋的中国人”似乎还是很“丑陋”，历史的暗角也还没有彻底清除。纪念柏杨先生，我想最紧要的，是把先生的独立精神和道德意识发扬开去，继续为中华民族 尽一个知识分子的职责。

美国著名作家苏珊·桑塔格说过：“一个人之所以是知识分子，是因为他在言论中表现出了正直和责任”。知识分子的传统，就是鲁迅说过的：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优秀的知识分子群体正是那些“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民族的脊梁”。正是“民族的脊梁”表现出了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批判姿态和对正义的追求。

柏杨先生是独立的思想者，是用人类的普世价值引导人们走向世界主流文明的马前卒。

一位作家（惜忘其名矣）说过，独立批评者的可贵之处在于，因为责任，他们选择批评而不是粉饰，因为正直，他们拥有独立的判断而不是苟同。他们以社会的良心为标准，以不公平不正义的一切为靶标，而不会屈服于派别或阶层，更不会以自己的影响来交换利益戕害众生。柏杨的一生，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展现了造物之奇妙，更重要的是展现了一个传统士人向独立批评者的进化。自古以来，士之作为一个阶层，总免不了“货于帝王家”的依附宿命。时代之变迁，文明之更进，终于使知识分子能够脱离对于正统的拘泥和对权力的依赖，而以独立批评者的身份屹立于人世之间。

柏杨终于确立了一个批评者的姿态，他的批评不独针对传统文化中的“酱缸”和民族性格中的“丑陋”，而且直指现实生活和时政之弊。这种现实指向也不仅仅局限于蒋氏政权，直到前不久他还在以绝食的方式，表达对民进党政权的失望和不满。对阿扁，他直言不能以选票为念来推行治理。对马英九，他赠送短命王朝史书以示讽喻。人们对于柏杨，或许更瞩目于他的关于中国人劣根性的刻薄。事实上在文化之外，他的批评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尽管他不遗余力地批判中国人的丑陋，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其实他的内心无比沉重。

柏杨的批评触怒了国民党当局。1966年，柏杨时任平原出版社社长。妻子倪明华（诗人）主编《中华日报》家庭版，他负责该版《大力水手漫画》专栏。 1968年1月13日，因刊出一张漫画，内容是父子两人购买一个小岛，岛上只有他们父子两人，建立一个王国，并由父子两人竞选总统。这幅漫画触怒了台湾当局，定以“侮辱元首”、“通匪”等罪名，于3月4日逮捕了他。这就是震惊当时台湾的“大力水手事件”。柏杨身居囹圄长达9年零26天，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的意志并不消沉，在狱中坚持完成了《中国人史纲》、《中国历代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中国历史年表》三部书稿。1978 年出狱后,台湾当局勒令他约法三章：不准他提往事，不许旧调重弹，不许暴露台湾社会的黑暗，才准他为《中国时报》写专栏。出狱后和女诗人张香华结婚。 1979年，韩国邀请柏杨和张香华出席诗人大会，但台湾当局以政治犯不能出境为理由拒绝。

在近十年的牢狱生涯中，柏杨虽然遭受种种非人虐待，造成身心残损，但是他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在狱中坚持完成了《中国人史纲》、《中国历代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中国历史年表》三部书稿。1978年出狱，国民党和他“约法三章”，不准他提往事，不许旧调重弹，不许暴露台湾社会的黑暗，才准他为《中国时报》写专栏。所以，柏杨写《丑陋的中国人》实在是胸中郁积已久，不吐不快。他以笔为剑，与专制统治、贪官墨吏、卑污政治孕育下的陈规恶俗、数千年来被奴化、矮化丑陋的国民性作着不懈的斗争。以单薄的身躯甚至是自己的生命为国家的民主自由，为国人的言论自由争取空间。甚至到了88岁高龄，他还因为抗议陈水扁而绝食，最后不得不被送进医院。

他热爱国家，希望国家强大，人民幸福。以耶稣殉道般的慈悲引领人们离脱苦海，走向光明，体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铁骨。揭示真相、守护正义，正是柏杨精神所在，虽然这种精神常常被涂上浓浓的悲剧色彩。

柏杨的悲剧，并非只是一位个体文人的悲剧，柏杨遭遇的本身，可以反映出一党专制政体的一个死结：国家利益与党权的冲突，换句话说，是民主意识与专制政体的冲突。这种冲突造就了一个奇怪的政治现象：迫害方和被迫害方，都认为自己有理有据，都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基于爱国。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执政者与其说是爱国，不如说是爱权。在执政者眼中，即使这种主张有利于国、有利于民，但如果不利于党权，那么，即使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也不会为之，他会毫不犹豫牺牲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而维护党权利益。因此，知识分子主张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与当局的稳定压倒一切，是水火不容的两个出发点。从中可以引发出一个次生结论：引领国家进步、推进民族前进的舆论力量是知识分子——当然是那些“在言论中表现出了正直和责任”的知识分子。柏杨正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国民党对其迫害的本身也证明了这个结论的正确性。马英九先生去年两次探望慰问遭受党国迫害的柏杨，当众表态“不做丑陋的中国人”，标志着台湾领导人的反思和检讨，已经完全适应了民主制度的基本要求。柏杨生前要求建一座“人权纪念碑”以资通鉴，当局欣然允诺。

1999年12月10日“人权纪念碑”在绿岛落成，台湾将绿岛规划为人权纪念园区，这是柏杨对台湾人权的重要贡献，也是台湾人民给予柏杨先生的最高荣誉。  柏杨先生可以安息了。                                                         .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