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山宫观的规划布局与道教义理

名山宫观的规划布局与道教义理——以长江流域的道教名山为例

中国道教名山，古称洞天福地。位于名山福地的宫观建筑，是道士和道教信徒隐居修炼、举行宗教仪式活动的重要场所，其规划布局虽不是一个设计师设计的，也不是一个时代形成的，但其宏观设计的指导思想都受到道教义理的深刻影响。本文拟以长江流域的道教名山为例，从天人感应、朝天敬神和道法自然三个方面，对名山宫观规划布局中体现的道教义理作一点粗浅的分析。

一、天地交感，与天地合德

在长江流域的道教名山福地中，常用一些相同的数字来形容峰岩溪涧和宫观庵庙的众多。如南岳衡山有七十二峰之说；大岳武当山号称有七十二峰、三十六岩、二十四涧，其建筑有九宫八观、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岩庙之说；四川青城山有三十六峰、七十二洞、一百零八景之说；安徽齐云山有“三十六奇峰、七十二怪岩、二十四溪涧”之说；江西龙虎山有九宫及“九十九峰之胜概，二十四岩之异迹。”江西灵山有七十二峰之说；江西麻姑山有三十六峰之说；凡此种种相同的数字，既不是偶然的巧合，也不是一般用于计量的数字。这些数字带有神秘的宗教色彩，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

首先，“二十四”、“三十六”、“七十二”等神秘数字作为天地之大数，由来已久。《管子·地数》云：“封于泰山，禅子梁父，封禅之王七十二家”。《大戴礼记·圣德》云：“明堂古有之也，一室而有四户、八牖。凡三十六户、七十二牖”。《抱朴子·内篇》云：“（老君）左有十二青龙，右有三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后有七十二玄武”。这些神秘数字早在战国以前已被人们所认识，且与古代社会的宗教信仰有密切关系。

其次，“七十二”等神秘数字与《易》卦有关，是从象征天地阴阳的天三、地四两数演算而来的。《易·系辞上》云：“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古人以

一、三、五、七、九为天数、阳数，以二、四、六、八、十为地数、阴数。《京房易传》云：“孔子曰：阳三阴四位之正也。三者东方之数„„又圆者径一而开三也；四者西方之数„„又方者径一而取四也”。《周髀算经》云：“圆属天、方属地；天圆、地方”。中国古代人本着天圆地方的观念，在计算圆方之形的周长时发现：如果圆的直径和方的边径相等时，则圆方的周径比约为三比四，因此古人就以三称圆，以四称方。由于古人把天称为大圆，把地称为大方，故而三、四两数不仅是圆方的象征数位更是十个天地数中真正的天地之数。天三地四既是真正的天地数，那么这两个数字的任何倍数也同样是天地数，如三的倍数九，四的倍数八等。《管子·五行》云：“天道以九制，地理以八制„„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开乎万物，以总一统”。古人又认为天九地八分别是天地的至极之数，因而把八的三倍（8×3＝24）“二十四”，九的四倍（9×4=36）“三十六”及八和九的乘积（8×9=72）“七十二”等数字视为可以“配天配地”的神奇符号（杨希枚：《中国古代的神秘数字论稿》，《先秦文化史论集》第65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8月。

第三，“七十二”等神秘数字不仅象征多数和天地，而且象征着天地因交感而产生的那种神秘化生力量。先秦文献如《易经》、《老子》、《庄子》等书中多处倡论“天地感生”和“与天地合德”的思想。《易经》云：“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咸卦象辞》）。“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系辞》下）。“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干卦文言》）。《老子》云：“天地相合，以降甘露”。“道生

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庄子·至乐》云：“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故两无为以相合，万物皆化，故曰天地无为，无不为也”。《礼记》云：“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一些思想家认为：（1）“天地感生”是宇宙间万物所以繁生和所以维持天地自然环境和秩序之平衡状态的至道；（2）天地大自然平衡状态与人类社会的安危治乱息息相关，互为影响；（3）因此，作为人类社会的统治者，即圣人或大人，就必须“与天地合德”，法象天地之道，将一切礼乐制度与天地相配合，从而达到国泰民安、万物和生的目的。而“七十二”之类的神秘数字，也正是所以与天地合德的一种重要媒介物（杨希枚：《论神秘数字七十二》，《先秦文化史论集》第68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8月。）。古代道士用“七十二”等神秘数字统计名山福地及名山峰岩的数量，自然也有希望“天地交感”和“与天地合德”的象征意义。

第四，道教承袭了中国古代宗教的许多观念，对历朝帝王郊祀天地的宗教信仰传统很了解。因此，由道士参与设计的名山宫观，常常暗合天地之数，即取法天地之道，以达到与天地合德，通幽明，行鬼神，国泰民安，物阜政平的目的。长江流域的道教建筑有一些就渗透了象征天地交泰，化育万物的神秘数字，如江西龙虎山上清宫建有二十四座道院、江苏茅山有九霄万福宫。湖北武当山在元代就有“山列九宫八观”之说，明永乐年间敕建九宫八观等建筑三十三处，其中五龙宫玄帝殿、

启圣殿“二殿阶合九重，前五重为级八十一，后四重为级七十二，望之如在天上，真所谓上帝居也。”（杨立志点校：《明代武当山志二种》第258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其寓意正在于通过祭祀礼仪以达到天地交泰、神人相通的目的。明成祖撰写的《御制大岳太和山道宫之碑》云：“盖闻大而无迹之谓圣，充周无穷妙不可测之谓神。是故行乎天地，统乎阴阳，出有入无，恍惚翕张，骖日驭月，鼓风驾霆，倏而为雨，忽而为云，御灾捍患，驱沴致祥，调运四时，橐龠万汇，陶铸群品，以成化工者，若北极玄天上帝真武之神是已”。明成祖在为武当山宫观告成而举办的金箓大醮仪式上说：“朕祗承天眷，统绍鸿图。„„仰惟大岳太和山实北极玄天上帝修真显化之所，肃命臣工，创建宫观，及于峰顶冶铜为殿，范神之像，以虔祀事。上以资荐皇考、皇妣在天之灵，下为四海苍生祈福。俾雨旸时顺，百谷丰登，家给人足，灾沴不生„„”（杨立志点校：《明代武当山志二种》第25－28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古代帝王及道士修建宫观、祭祀天神的目的是希望达到与神明交通，使天地交泰、万物化生、风调雨顺、民安物阜、皇图巩固、宗社均安的境界。

道教信仰“天地交感”、“与天地合德”的观念还反映在用“七十二”等神秘数字来统计其仙境福地上，如“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二十四治”、“三十六靖庐”等。

二、朝天敬神，如登仙境

道教宫观多建于名山之上，这与中国古代宗教中的山岳崇拜有密切关系。道教认为，高山之顶耸入云端，与天庭最近，是天地交汇之处，神仙真人常常在那里出没，因此，就把宫殿建在山顶之上；凡人要想上山敬神，必须经历一段由凡入圣，步步攀登的历程。道教还认为，名山福地是人间仙境，于是在安排其建筑物时，着力营造仙境氛围，以体现洞天福地，神仙境界的设计思想。长江流域的武当山、衡山、齐云山等道教名山建筑的总体布局都显露出朝天敬神、如登仙境的特色。

武当山道教建筑群在宋元时期已具雏形，主要是道士募资修建的。明朝永乐年间，朝廷敕建武当山宫观祠庙三十三处，其总体布局是当时建筑大师一次设计成形的，充分体现了道教朝天敬神，宛若仙境的设计思想。首先，武当道教建筑群反映了以朝天敬神为中心，以人、地、天序列构思为主题的规划格局。朝天的序列始于汉江岸边均州城，从城内的净乐宫出发，一条“神道”蜿蜒上升，通往南方的武当最高峰——天柱峰极顶（俗称“金顶”），全程约60公里。净乐宫得名于净乐国，道经称真武神曾托生人间净乐国为太子，因此，该宫修于城中，属于“人”的范畴。从净乐宫至山麓的“治世玄岳”石坊约25公里，为地势平缓的丘陵河谷地带，道路两侧所置宫观庵庙多为藩王、大臣所建，如周府庵、晋府庵、申府庵等，沿途农家田园与修竹茂林中的庵庙交替隐见，属于“地”的范畴。自进山大门“治世玄岳”石坊开始至天柱峰极顶为止，全长约35公里，属于“天”的范畴。一条精心铺设的神道，象征通达天庭的“天梯”。从玄岳门至南岩宫，神道随着山势的起伏萦回曲折，沿途宫观多为皇帝敕建，丹墙翠瓦，布局疏朗有致，引导进香者逐渐进入玄妙神奇的高山仙境；从南岩宫至金顶，山势陡峭，岩谷落差很大，古人在沿途建朝天宫、一天门、二天门、三天门、朝圣门、太和宫、南天门等建筑，林木掩映、云雾飘荡，宫观时隐时现，能够紧扣人们心弦，成为激发人们攀登动力的源泉。位于金顶之上的太和宫金殿仿照道教天界的玉景胜境（周维权：《中国名山风景区》第279页，清化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缭以石垣，绕以石槛，四辟天门以像天阙，磅礴云霄，辉映日月，俨若上界之五城十二楼也。”（任自垣：《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8《楼观部》第七，杨立志点校《明代武当山志二种》第137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至此，以人、地、天为序列的朝天历程达到了高潮，达到了顶峰，金殿就是道教天界的象征。

其次，武当山道教建筑群的设计者注重营造仙境氛围，通过“仙关”、“天门”、虹桥、岩庙等体量较小的建筑来点题，引导人们在仙境漫步，欣赏仙山的美景。武当山的仙关有二处，一处在遇真宫与元和观之间的山垭上，“人呼为进山门。山口颇狭隘，似武陵初入，林木森翠也”。其二在九渡峰上，是香客进紫霄宫的必经之路，所谓“峭峰屹截，上摩青苍，石径湾环，白云来去，游人到此，万虑豁然”。（任自垣：《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4《括神区》第三，杨立志点校《明代武当山志二种》第91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天门”之设，各大宫均有，玉虚宫有东天门、西天门、北天门；五龙宫有北天门，南岩宫有北天门，南天门；紫霄宫有东天门。“仙关”和“天门”是仙境——道宫的入口，是由尘世进入仙境圣地的重要转折点，明代诗人阎继迪的《仙关》诗写到：“不藉仙关险，人天一步分。入门俱法界，出路即尘氛。古树危倚石，仙衣旧挂云。何时谢簪绂，来就鹤猿群”（王概：《大岳太和山纪略》卷8。）。明代太监龚辇的诗句也点明了这层意思：“无锁仙关昼夜开，入关疑我在蓬莱。白云走上青山去，绿水流将黄叶来”。明代文人对武当山道教建筑及自然景观的描绘也喜欢用“仙宫”、“仙家”、“蓬莱”、“海上三山”等词句。诗如：“仙宫遥在紫云边，仙乐曾闻白雪篇”（高迁）；“傍隐回岸绕径斜，寻幽无处不仙家”（李凌云）；“金殿朝回到玉虚，个中仙境自然殊。烟霞气爽精神健，沧海尘生梦寐苏”（韩文）（杨立志点校：《明代武当山志二种》第382－520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游记如：“将至遇真宫„„悠悠然度灌木溪桥之间，恍陟仙界”（顾璘）（顾璘：《凭几集续编》卷2，《四库全书·集部》。）；

“晓寻旧路归，始入玉虚宫„„其左右道宇玄观，幽宫秘室，千门万户。流水同于阶砌，泉声喧于几座，姹花异草，古树苍藤，分天蔽日。海上三山，忉利五院，依稀似之”（袁中道）（袁中道：《玄岳记》，吴秋士选编《天下名山游记、湖广》第44页，上海书店，1982年4月。）。仙境是道教理想中神仙居住的环境。明代文人的上述描绘表明，武当山道教建筑群的设计者成功体现了“仙山琼阁”的意境。

南岳衡山的道教建筑历经数朝而建成，从南岳镇到祝融峰，沿途要经过半山亭、南天门等许多名胜古迹，全程共15公里。登祝融峰的过程也是一个朝天敬神的过程：从南岳镇到半山亭（清代改称“玄都观”），林木畅蔚，景色清莹；从半山亭到南天门，有渐入仙境之感。南天门石牌坊上刻“南天门”三个大字，两侧石柱上所刻对联云：“门可通天，仰观碧落星辰近；路承绝顶，俯瞰翠微峦屿低”。这副对联，把南天门的地势、景物特色以及游人登高朝天的感受都十分真切地刻画出来了。从南天门上行就可登上海拔1290米的祝融峰。“衡岳千仞起，祝融一峰高”。站在峰顶，俯视群山，但见千峰万壑，堆绿迭翠，云雾飘荡，红霞飞舞，人在其中，仿佛置身仙境。

安徽齐云山道教建筑的设计也非常符合朝天敬神、宛若仙境的思想。从休宁县城西行二十里，过登封桥，上白岳峰，沿途有许多石景如三姑峰、石鼓、石虎、石龙、石鳖等，经“九里十三亭”达望仙亭。过此便进入展浩峰的所谓“仙关”境界，山路渐险，景致愈奇。这里有栖真岩、忠烈岩、“洞天福地”道观遗址。往上的山腰部分沟谷起伏，多悬崖峭壁，古代道士利用天然岩石稍加人工砌筑，建一天门、二天门、三天门，象征由凡界经仙境升入天庭的三道天门。这一带有八仙洞、罗汉洞等五处洞景和珍珠飞帘、碧莲池两处水景。过三天门即月华街，附近散布着太素宫、天官府、梅仙道院、小壶天、东岳庙等（周维权：《中国名山风景区》第217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齐云山的许多岩洞环境清幽，稍加整饰，便有洞府意境，如小壶天一景便巧妙利用了天然洞穴，道士将洞门修凿成壶状，寓意海上神山——“壶天圣境”（海上三山：方丈曰方壶，蓬莱曰蓬莱，瀛州曰瀛壶）。洞内两侧有“一线泉”，水声潺潺，若合“幽泉漱玉”（道教三妙音之一）之音。“经这样一安排，俨然道教所标榜的仙境一般。洞内还置有石炉、石凳，游者身临其中，如入仙界”（潘谷西：《江南理景艺术》第318页，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登上齐云山最高峰“廊岩”，绝壁上多摩崖石刻。站在廊岩之顶，极目远眺，万山苍翠，眼底幽谷之中，时有祥云瑞气弥漫飘升，宛若神仙境界之灵气。

道教名山建筑以朝天敬神为目的，武当、齐云二山主要供奉北极真武玄天上帝；茅山顶宫——九霄万福宫供奉三茅真君、雷部诸神及元始天尊、玉皇大帝等；三清山主要供奉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和太清道德天尊等；龙虎山供奉玉皇、祖天师等。到名山朝圣的香客信士，怀着一颗虔诚敬畏之心，对各路天神顶礼膜拜，祈求神灵保佑他们清吉平安。袅袅的香烟寄托着人们的追求和希望。

三、顺应自然，融于山林

道教文化在对待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问题上的基本出发点，乃是“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老子在《道德经》中明确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唐代道士成玄英云：“随造化之物性，顺自然之本性”。这些话强调的是人应当顺应自然之道，尊重大自然的客观规律，保持与大自然协调相处的和谐关系。道教主张的“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在道教名山宫观的建筑设计中也有明显体现。

道教宫观在营构规划时，受“因山就势”、“顺应自然”的思想影响颇深。道教宫观多建于名山大川之上，山岳地形复杂多变，建筑物很难象在平原地带那样展开横向铺陈，也难以保持建筑物的方正格局。历代的匠师们没有采取简单化的做法，用大规模平整土地、改造地形来牵就方正格局，而是顺应自然，因地制宜地设计建筑物。明成祖朱棣在建造武当山金顶围墙时，就曾专门下诏强调不要大规模开掘山体，要顺应自然之势来修建该墙：“敕隆平侯张信驸马都尉沐昕：今大岳太和山大顶，砌造四围墙垣，其山本身分毫不要修动。其墙务在随地势，高则不论丈尺，但人过不去即止。务要坚固壮实，万万年与天地同其久远。故敕。永乐十七年五月二十日”（杨立志点校：《明代武当山志二种》第24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以当时动用二十万夫匠的修山规模，要改造金顶的地形并非难事，但明成祖告诫督工大臣不要修动山体，不破坏山顶石相，充分显示出最高统治者遵循道教义理，注重因山就势，顺应自然的思想倾向。武当山紫金城因此也就成了体现“天人合一”精神的杰作。

道教顺应自然的思想也直接影响到名山道观的布局规划。许多位于依山傍水地段的道观组群，由于基址不太规整，建筑群的横向展开受到较多限制，古代的匠师们不拘泥于中轴线的一以贯之，而常常顺应地形、地势，使庭院轴线移位、转折。四川灌县青城山的多组道观都有这样的现象。

伏龙观的三座纵深布局的殿楼——

老王殿、铁佛殿、玉皇楼，顺应地形变化，中轴线作了两次转折。座落在青城山腹地的古常道观，中心区主轴在线排列的四座殿堂——二山门（云水光中）、灵官楼、三清殿、黄帝祠，也随着地形的起伏偏转，而形成三次轴线的折转。武当山复真观位于朝山神道上，背依狮子山、面对九渡涧深壑，在缓坡修建的庭院随着山势变化而展开：山门北向，迎纳香客，山门内建九曲夹墙复道，蜿蜒入二山门；过门入院，中轴在线分布着龙虎殿、玄帝殿、太子殿等建筑；从大殿左折而入为道院，轴在线有藏经阁、皇经堂等建筑，左前有依山而建的五云楼。整组建筑群错落有致，与地形地貌十分和谐，建筑与自然融为一体，实为顺应自然之佳构。

道教名山朝圣道路的布设及沿途亭榭的修建也体现了“道法自然”和“顺应自然”的哲理。武当山古神道的选线善于与山体地貌相结合而强调自然景观的特色，或依山带水，观烟云变幻；或临谷跨涧，听流水潺潺。按照古人“宜亭斯亭，宜榭斯榭”的建筑思路，沿途建有许多茶庵歇息，在风景独特之处建亭台楼榭，如九渡涧边建渊默亭、禹迹池旁建临清亭，黄龙洞附近神道上也建有凉亭。长达几十公里的神道两旁，野树修竹任其生长，杂花老藤随其纵横，香客游人漫行其中，感觉到与自然的贴近融合，在草木的芬芳中体悟生命的乐趣，在淙淙溪流旁品味“道”的真谛，其寓意可谓深长而隽永。

青城山的山道上，每隔一段距离建置供游人小憩的亭榭，有三角形的、六角形的、八角形的、方形的，也有任意形状的，均不拘一格，这些亭、榭的梁柱都是天然树干剥了皮制成的，屋顶为树皮瓦，栏干，楣子等装修则以缠绕的枯藤代用，甚至匾额、对联也是用老树根做的，形象朴素雅致，嵌合在老树、山石间仿佛从山上生长出来，一派与山岳自然环境谐合无间的点缀，“诚可谓道法自然的哲理在建筑形象上的直接体现。”（周维权：《中国名山风景区》第285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

道教名山建筑的设计既然受“顺应自然”、“融于山林”思想影响至深，因此，道教也非常重视保护其宫观周围的自然环境，尽可能使人造建筑与自然景观保持平衡与和谐。首先，道教名山大都有一套严禁采樵放牧、毁林开荒的法令法规。历代皇帝为保护茅山的自然环境下有多道诏令，如唐玄宗时曾应高道李玄静之请下诏：“茅山神秀，华阳洞天，法教之所源，群仙之所宅，固望秩之礼虽有常典，而崇敬之心宜增精洁。自今以后，茅山中令断采捕及渔猎”。唐文宗太和七年（公元883年），朝廷又应道士孙智清等所请，下《太和禁山敕牒》：“茅山界内并不得令百姓弋猎采伐及焚烧山林”。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宋真宗颁布《敕禁山》：“于茅山四面立定界上，严行指挥，断绝诸色并本山宫观祠宇主首以下，自今后不得辄有樵采斫伐，及故野火焚。常令地方巡检官吏，耆老壮丁，觉察检校。如有违犯，即便收捕，押送所属州县勘断”，一律严惩不贷。（刘大彬：《茅山志》卷2、卷3。）武当山是明朝皇室“家庙”，明代皇帝也屡降敕谕，保护山场，如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六月，明宪宗为了护持仙山竹木不被流民“砍伐侵种”，特下旨划定八百里的山场地界：“朕惟大岳太和山乃玄帝显灵之所也。形胜蟠踞八百余里，东至冠子山，西至鸦鹕寨，南至麦场凹，北至白庙儿。其中峰岩滩涧、宫殿祠观、庙宇河桥并峙横跨者非一„„兹者提督太监韦贵以近年流民潜于界内，砍伐竹木，住种田地，虑恐日久愈加侵毁，乞敕护持。特允所请。继今以往，一应官员军民诸色人等，毋得侮慢亵渎，砍伐

侵种，生事扰害。敢有不遵朕命者，治之以法。故谕”（杨立志点校：《明代武当山志二种》第61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明皇室保护武当山场的措施是卓有成效的，明末徐霞客游览武当山时称：“满山乔木夹道，如行绿幕中”。道教对名山生态环境的保护带有示范性，对信教群众形成良好的生态保护意识有积极作用。

其次，历代道士都注意在宫观周围植树造林，美化环境。长江流域许多道教宫观都传承有高道大德们栽种树木的佳话，如青城山天师洞的银杏树，传说是张天师所种；江西南昌西山万寿宫内的古柏，传说是许真君手植；安徽齐云山有道士方琼真从武当山移植的榔梅二株等。南宋初年，武当道士房长须隐居五龙观，每天坚持栽种杉树，“今五龙宫后之杉，皆公手植之，培植灌概，靡有暇刻”（刘道明：《武当福地总真集》卷下。）。三国时，道医董奉隐居庐山，为人治病，分文不取，但求重病患者痊愈后，种杏五株；轻病患者痊愈后，种杏一株。“如此数年，计得十余万株，郁然成林”（毛德琦：《庐山志》卷4。）。 道教热爱生命，注重环境保护，对维护生态平衡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总之，道教建筑在设计时，贯彻了“顺应自然，融于山林”的主张，在处理人工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主张人与天一，天人合一，天与人互不相胜而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明代文学家袁中道在评价武当山道教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时说：“是日徙倚山上，神醉烟岚，自念蹑屐久矣。大都自然胜者，穷于点缀，人工极者，损其天趣，故野逸之与浓丽，往往不能相兼。惟此山骨色相和，神彩互发，清不槁，丽不俗，人言五岳不堪伯仲，良有以也”（袁中道：《珂雪斋近集》卷1，《游记》，上海书店，1982年12月重印。）。长江流域的道教建筑中之所以会产生像武当山道教建筑群这样的佳构杰作，是因为有道教“道法自然”、“顺应自然”的思想作指导，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天人合一”思想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