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性嗜酒"之原因探讨

　　摘 要：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诗人之一，他引酒入诗，对后世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但对陶渊明“性嗜酒”的原因学界历来说法不一，本文从生命和生活视角探究陶氏“性嗜酒”的深层原因，以期加深人们对陶渊明及其诗作的理解，从而更好地继承他身上折射的人性的光辉遗产。

　　关键词： 陶渊明 嗜酒 酒诗

　　关于陶渊明与酒的关系，前人早有论述，但多持饮酒避祸之说。其中梁昭明太子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的说法颇具影响力。他说：“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萧统认为陶氏之嗜酒并非出于美酒带来的纯物质享受，而是有所寄托，另有苦衷，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沈德潜云：“陶公际易代之时，欲言难言，时时寄托。”近代学者陈寅恪和王瑶先生基本亦持此说。如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中认为陶饮酒“实为一种与当时政权不合作态度之表示”。王瑶《中古文学史论》中认为“对现实的不满和对迫害的逃避是包括陶渊明在内的魏晋文人饮酒最重要的理由”。纵观陶渊明一生经历，我们认为对陶嗜酒的深层原因做进一步探究仍有必要。

　　依前引学贤所论，陶氏饮酒成因与其生活的社会政治背景密不可分。但陶渊明在晋宋易代的风云变幻之际，真是一味逃避政治，一味遭临来自当局的迫害，而有性命之忧吗？读史传和陶的诗文可知，并非如此。事实上，陶渊明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对待政治的态度亦有不同。青壮年时期，他怀着大济苍生之志辗转于各军幕，以图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陶渊明从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年）开始入桓玄幕，到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冬辞去彭泽令，在这八年当中，他先后入桓玄、刘裕、刘敬宣三人的军幕，主动置身于动荡的政治风云之中。读其诗文，可见此时他的胸怀抱负。如在《杂诗》中他追忆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在《拟古》中他感慨道：“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由此可见，此期诗人颇有横扫宇内，挽乾坤于既倒的气魄和抱负。他还在《感士不遇赋》中有言：“咨大块之受气，何斯人之独灵！禀神智以藏照，禀三五而垂名……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由此可见，诗人年轻时具有立功扬名的强烈愿望。如果把此期的陶渊明说成逃避政治者，显然难圆其说。毋宁说此期的他是：心居庙堂之上，而非处江湖之远。但是，崇尚自然的陶渊明在怀着大济苍生之志走入仕途，在亲历了东晋末期政治的昏暗腐败和官场中的彼此倾轧后，最终做出了“守拙归园田”的人生选择，此时才可谓是抽身远害的避祸。但他的饮酒又很难说是全然为了避祸，因为在他诀别仕途、辞去彭泽令之后并未停止饮酒生活。

　　陶渊明“性嗜酒”的成因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受魏晋时代文人饮酒风尚的影响

　　魏晋文人从忧生意识出发，大都有嗜酒之癖。如刘义庆《世说新语》中有有关竹林七贤的记述，说他们“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竹林七贤如此，其他文人亦大都如此。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加剧，文士惨遭屠戮的时期。面对这种动辄得咎的情况，文人们多采取纵酒沉醉的方法应对可能随时而至的灾祸。文人的这种忧生意识无论是曹魏末年，还是晋宋亦代之际，都普遍存在。

　　思想方面，由于此期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格局被当时混乱的政治局面打破，思想界形成了玄风大盛、佛理肆行的局面，因此形成了继先秦之后中国思想史上又一个较为自由的争鸣时期。人的观念为之一变，人们开始从伦理道德、鬼神迷信、谶纬宿命等规范、价值、标准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开始关注个体生命的内在价值；重新发现、思索、追求人自身的生命、意义和价值。与此相呼应，文学创作中表现人生苦短、穷达无常、命运难卜的情感体验成为突出的审美情调。陶渊明便在此种时代风尚的孕育下诞生了。

　　陶渊明虽然没有阮籍、嵇康那种屠刀在头的性命之忧，却有魏晋时人们那种对生死问题的同样关切。他没有像我们通常理解的那样，超越了对死亡的忧虑，读其诗文，我们甚至可以感受到他内心对死亡有着恐惧和困惑。他在《自祭文》末尾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可见，他对未知的死亡充满忧惑。面对生死问题，他选择了“顺化”和“洋真”的态度，借助酒来思考、来表达。从此意义来讲，酒与陶渊明思考的生命存在本身发生了密切联系。他有着魏晋人共有的对死亡的恐惧和焦虑，但又清醒地认识到其“从古皆有没”（《乙酉岁九月九日》）。他在对生命本身做出深入思考后，放弃了功名、富贵等外在于生命的东西，“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名”（《怨诗楚调示庞主薄邓治中》），他意识到了生命的价值和目的就在于生命自身。

　　既然生命的价值和目的就在于生命自身，那就应该在现实生活中活出生命的自然色彩，而非�C饰造作。在陶渊明那里，生命之“真”就是存在的根基。他鄙视世俗眼光下社会外加于人的成功标准和价值评判，其云：“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饮酒》之三）这首诗指出人们“由于不悟大道，故惜情顾名，而不肯认真，不敢纵饮，不知及时行乐。此即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方东树《昭味詹言》卷四）。可见，时值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二次人性探讨和思想解放之际的陶渊明对人性思考的哲学高度。那么，如何才能摆脱名利的束缚，恢复个人的本真存在呢？对此，他选择了酒。他曾说过，酒的好处是“渐进自然”。“渐进自然”即通过饮酒袒露自己生命的本真存在。诚如袁行霈先生所言：“他饮酒是饮出深味的，他对宇宙人生和历史的思考所得出的结论，他的哲学追求，那种物我两忘的境界，返归自然的素心，有时就是靠着酒的兴奋与麻醉这双重刺激而得到的。”

　　以上所论是陶嗜酒的第一个原因，即时代风尚影响下他对生命本真存在的探究，对“人生无根蒂”的困扰。借酒超越生死，借酒找寻个体生命存在精神上的永恒性。

　　二、源于美酒这种物质享受带来的愉悦

　　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特别是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使文人们借酒抒发对人生的感悟，对社会的忧思，对历史的慨叹，从而大大丰富了酒文化的内涵。陶渊明更是把酒与诗连在了一起，他以真性情在酒诗中袒露出真实的自己，使读者可以感受到他因饮酒而得的快乐。如“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答庞参军并序》），“盥濯自檐下，斗酒散襟颜”（《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佳人美清夜，达曙酣且歌”（《拟古九首》）。畅饮使陶渊明真正返回了生命的愉悦状态。酒之于陶渊明，构成了其日常生活甚至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五柳先生传》中有言：“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去留。”可见，由于其性之所嗜，他认为酒很好喝，喝了很快乐。“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传”，“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饮酒二十首》之一、之八）。陶渊明借别人之口道出酒中之趣：“温（桓温）尝问君（孟嘉）酒有何好处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尔’。”他还说：“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陶渊明体味到的酒中深味和酒中之趣，我想在很大程度上是酒这种物质本身好喝而造成的。对他来说，饮酒是一种乐趣，饮酒时心情舒畅，酒后天地在他眼里倍感亲切平和。酒成为其日常生活诗化的象征，是其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陶渊明归隐田园后，变得更加爱酒，饮酒给了他好的心境。在充满泥土气息的田园中，他过着享受和浸润着酒香的隐居生活，从田园平常的生活中搜求着人生的喜悦。

　　以上所述可视为酒给陶渊明带来了生理意义上的愉悦，从而构成其嗜酒的第二个原因。

　　三、饮酒有助其诗文创作

　　酒是陶诗中最普遍的意象，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说他“篇篇有酒”虽不确切，但陶诗中写酒的确实不少，近乎是其诗文篇数的三分之一。如此多的酒意象，一方面可见陶渊明对酒的钟爱，另一方面可说是酒给了他创作的灵感、文思。宗白华先生认为：诗人善醒，更能醉，能梦。虽然此“醉”是针对作家艺术构思时进入创作的虚静状态而言的，但与酒，特别是醉带给人的心理特征很相近。因为作家在醉酒时可以排除名利等杂念的干扰，没有荣辱得失的顾虑，完全沉浸在物我皆一的美的境界当中。对于陶渊明这个善饮又文采斐然的诗人而言，美酒更有助于他文才的发挥。陶渊明曾说：“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然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饮酒二十首》序）可见，饮酒的确带给了他灵感、文思。他诗集中很多佳作或写予朋友，如“伊尔怀人，欣德孜孜。我有旨酒，与汝乐之。乃陈好言，乃著新诗。一日不见，如何不思？”（《答庞参军》）《或写给邻居，如“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杂诗二十首》之一），或写酒后对历史、自然的感受，或抒写酒后的情兴。这些显然与饮酒带来的诗思有关。杜甫曾作诗说：“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可谓知己之言。饮酒赋诗在陶渊明看来是人生的两大快事。他在《移居二首》之二中诗酒并提道：“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可见，对他来说，饮酒是他作诗灵感来源的重要途径。

　　总之，对陶渊明“性嗜酒”的原因不能仅持饮酒避祸一种说法，而应从人生需要，尤其从生命和生活角度做更深层次的思考。这种思考或许有助于我们从人性角度探究陶渊明这位诗人，从而更好地继承他身上折射的人性的光辉遗产，过上不为凡俗所缚的纯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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