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埃米尔·涂尔干及其社会学思想

走进埃米尔·涂尔干及其社会学思想

徐鸿望

社会现象是事实，应该被当作实物来看待。 ——涂尔干 自杀是任何一桩直接或间接导源于受害者自身主动的或被动的行为，且受害者知道这一行为的死亡事件。 ——涂尔干

若要为我们的教育事业提供必要的驱动力，我们就必须努力遴选出作为我们道德性情之基础的基本情感。 ——涂尔干

埃米尔·涂尔干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西方社会学的古典大师，与卡尔·马克思、马克思·韦伯并称“社会学经典三大家”。虽然孔德提出了“社会学”一词，但是，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进入大学的讲堂，却是涂尔干的功劳。

他明确规定了实证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提出了实证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亲自作了关于自杀论问题的经验研究。其著作《自杀论》是理论与经验研究的首次范例，是公认的实证社会学经验研究的经典。应该说，涂尔干是社会学的真正奠基人。因此，作为一位大二的学子，在理论知识不够丰富的情况下，对涂尔干及其主要社会学思想进行分析、讨论和综述，亦存在其合理性和特殊性。

本文在记述涂尔干生平及其生活背景下，从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方法、社会劳动分工、自杀和宗教四个部分对于涂尔干的主要思想进行理解、分析和综述，好让同学们进一步走进围绕在我们大学课堂的

社会学大家涂尔干；另外，如果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部分同学对涂尔干的喜爱，对社会学的向往，哪笔者将不胜欣喜。

一、 生平与著作 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又译作迪尔凯姆，1858——1917) 生于法国东北部孚日郡首府埃皮纳尔市的一个犹太教教士家庭。幼年曾学习希伯莱文、旧约和犹太教法典。青年时代放弃了宗教信仰，走上实证科学的道路。1879年，21 岁的涂尔干经过两年的连续落榜终于考进“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师从哲学家布特鲁，史学家库朗热等，1882年毕业。1882～1887年，在省立中学教书。其间赴德国游历一年, 了解和学习教育学、哲学、伦理学, 深受心理学家冯特实验心理学和滕尼斯“社区与社会”的影响。1887～1902年，在波尔多大学教书，并在那里创建了法国第一个教育学和社会学系。1896年，被任命为法国第一位社会学教授, 这是法国大学中第一个社会学教授职位。1898年，创建了法国《社会学年鉴》。这本刊物不仅巩固了社会学的学术地位，而且联系了一批学生和学者，在很短时间内，形成了以编辑部为核心的迪尔凯姆学派（又叫法兰西社会学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几乎所有著名的社会学家都属于迪尔凯姆学派。1902年后执教于巴黎大学，1906年被任命为巴黎大学教育学讲座教授，这个讲座于1913年改称“社会学讲座”。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断了这位反战学者的学术研究，并且，他的唯一的

儿子安德烈和许多学生死于战场, 他饱尝了晚年丧子的苦楚。1917年11月15日，涂尔干在巴黎去世。

（二）、著作

在社会学领域，涂尔干发表过许多著作。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社会分工论》（1893）、《社会学方法的准则》（1895）、《自杀论》（1897）、《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道德教育》（1902——1904）、《原始分类》（1903年与莫斯合著）、《社会主义》（1928）、《社会学和哲学》（1898——1911）等。

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迪尔凯姆为社会学确立了有别于哲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独立研究对象，即社会现象（在社会层次上上发生的现象）或者说社会事实。所谓社会事实，涂尔干是这样定义的：“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或者换句话说，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定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叫做社会事实。”

社会事实具有不同于自然现象、生理现象的特征和特殊的决定因素。它先于个体的生命而存在，比个体生命更持久。它的存在不取决于个人，是先行的社会事实造成的。所以说，社会事实具有外在性、客观性；社会事实以外在的形式“强制”和作用于人们，塑造了人们的意识。这种“强制”既指人们无法摆脱其熏陶和影响，又指对于某些社会规则拒不遵从将受到惩罚。涂尔干认为，一切社会的观念都具有这种强制力；社会事实还是普遍的，

但是普遍不是遗传的。“他之所以是普遍的，是应为他是集体的。”由此可见，这种普遍性来自集体性。

人类大多数的意向不是个人自己生成的，而是在外界的引导、熏陶和压迫下形成的。社会高于个人，社会事实无法用生理学、个体心理学以及其他研究个体的方法来解释，而必须用社会学的方法、观点解释。他说，宗教、道德、法律、社团、协会、语言，以及服装样式均属社会现象，都是社会学特定的研究对象。他还把社会事实分为“运动的状态”（行为方式的生理学事实）和“存在的状态”（集体存在方式的形态学（或解剖学）事实）。前者是指与思想意识相关的现象，如集体意识；后者是社会上一切组织和有效形式，如社会基本要素的数量和性质。涂尔干更注重研究前者。

三、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在《社会学的原则》一书中，涂尔干集中论述了社会学方法论的一些基本准则。

1、观察社会事实的原则——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 他强调事实先于观念，存在先于本质，认为对现象的观察应排除“通俗观念”的干扰，直接透入现象本身，把社会事实当做客观存在的“物”来研究，即把它作为构成社会学研究出发点的实物论剧来研究。

要保证运用上述原则，必须遵循以下准则：①必须始终如一地摆脱一切预断②对研究对象进行操作定义③尽量采取具有足够客观性的感性资料。

2、区分正常现象和病态现象的准则

普遍性是正常现象区别于病态现象的重要标志，“我称那些具有最普遍形态的事实为正常现象，称其他事实为病态现象或病理现象”

3、划分社会类型的准则

首先，以最简单的社会或单环节社会为基础根据社会表现出的融合程度对社会分类；其次，再在各类社会的内部根据最初的多环节是否完全融合为一体区分出各类变种。

4、解释社会事实的原则。划分社会类型为社会形态学转向“解释社会学”迈进了一步，为此，涂尔干又进一步提出解释社会事实的两个原则。

第一个：某一社会事实的存在必须根据别的社会事实来解释；第二个：对社会事实的完整解释必须包括因果考察和功能分析。

对于我们怎样寻找社会事实的原因和分析它功能，涂尔干又给出了如下的方法：

①对某一社会事实的原因和功能的探求应该从其他社会事实中去寻找；

②通过对社会内部环境的分析来解释社会事实的原因和功能； ③运用其变法验证因果关系的存在

四、会劳动分工 功能 原因社

《社会分工论》一书是涂尔干的博士论文，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下，涂尔干与同时代一些保守的人显得有些不同。他并不赞成把时代到转到稳定、安宁的过去岁月，而是试图理解新出现的社

会秩序基础。要解决社会问题，就必须回答：是什么样的联系使他们联合成为社会的？他认为，这些因素不可能是斯宾塞所说的各个利益的自由竞争，或者孔德、滕尼斯所说的国家。在涂尔干看来，不管离心倾向如何而创造着社会整体并促进社会保持整体的那种力量是分工。

那是什么引起社会分工的呢？社会学家侯军生在《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一书中对其进行了很好的归纳：

1、分工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人口的增加，后者决定了社会生活的集约化程度。2、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是分工变化的直接原因。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分工不断进步是因为社会密度的恒定增加和社会容量的普遍扩大。

涂尔干并未就此止步，他又提出了关于原因和条件的众多性问题。除了一些必要的因素以外，他还寻找了使社会分工发展加速或延缓的社会原因和限制条件。例如科学的世俗化及其发展、年长者的权威、传统和习俗的削弱、整个法律、道德和文明的合理性心加强、社会对个人的压力的普片减轻等。

涂尔干在解释社会团结的同时，从关注联系个人的社会纽带，即道德属性的集体意识出发，揭示了社会分工特有的社会功能。

1、常态分工对社会团结的正功能：劳动分工可以成为新的社会凝聚力和利他主义的来源。分工使得人们认识到个人是不完整的，是需要群体的支持和帮助的。分工不仅使经济生活成为可能，更是社会生活、感情生活的基础。例如，两性分工成就了男女婚

姻的团结，促进了感情的进化；随着分工的发展，职业活动变得更加的专门化 ，社会的异质性日益增长，这种分工的发展及其产生的相互依赖代替了集体意识而成为有机团结的基础，社会整合的根源。

2、变态分工对社会整合的负功能：即社会的冲突与瓦解功能，涂尔干称之为“失范”。这一部分涂尔干写得很简略，但实际上却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部分。失范的原因可以分为几种。一是集体意识被严重地削弱了，人们从分化的工作中看不到整体的意义。二是强制的分工带来的不平等，分工没有了合法性，没有了公正。三是需求不足带来的无效率，社会的功能得不到满足，从而可能导致连锁反应。

同时，涂尔干也指出，资本主义的一些弊病部分也是有病态的分工所造成的，比如社会示范、社会不平等、阶级冲突等。 另外, 迪尔凯姆否认社会分工的产生是为了创造更多财富的观点，劳动分工的最大作用不在于提高生产率。他强调，一个事物的功能，并不是产生出这一事物的原因，原因在功能之前。分工可以提高效率，增加财富，但这要在分工出现后与分工前的对比中才能显示出来。同时在方法论上，强调区分功能与原因，这对功能理论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涂尔干在其早期著作《社会分工论》中还批判了传统社会中的共同意识，认为这种共同的信念接近于宗教，带有强制性，并渗入到一切社会生活中。他预言，共同意识和宗教维系社会的功

能将逐渐被分工制取代。成熟期的涂尔干在继续研究人类社会的整合问题时，放弃了《社会分工论》中贬低共同意识的思想，转向强调共同意识和宗教的社会作用

五、 自杀 类型 原因

我们都知道，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是很广泛的。而为什么涂尔干对自杀会情有独钟呢？涂尔干研究自杀现象，是有其深层次的意图的：

1、通过具体分析自杀现象来贯彻和验证他的方法论原则，为社会学家考察社会事实提供一个标准的实证研究范例。在涂尔干研究自杀之前，有很多人对自杀是做过研究的，他们把各种非社会因素作为自杀的原因，比如种族、源族、生理的、心里的、和自然地理的等。涂尔干觉得，如果对自杀这种与社会事实很远、而与个人特质关系十分密切的现象，能够避开各种非社会因素的解释，而成功运用社会学进行解释，可以成功的确立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权威，同时也可以说明，社会学可以在其独特的研究方法上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2、其次，法国有大量的官方统计资料可以直接利用。涂尔干在进行这项研究时，接触和运用了欧洲6个国家的2.6网格自杀案例，这使得它可以在丰富的经验材料基础上进行管饭的比较和深入的研究。

3、自杀率的变化可以反映社会团结状态的变化。自杀率的升高是社会危机的症候之一。

在《自杀论》一书中，涂尔干试图从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上解释自杀的原因。他把自杀划分为四种类型，即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失范型自杀和宿命型自杀。

他认为利己型自杀产生于个人主义的膨胀。社会的人必须以他为之服务的社会作为生活前提，他需要一种高于自我的生活目标和意义。如教徒的生活目标是宗教信仰。西方近代个人主义的发展使个人与家庭、宗教和社会相脱离，从而使一些人感到生活空虚并失去目标。涂尔干指出，利己型自杀多发生在基督教教徒、自由职业者、未婚者、离婚者中间。利己型自杀与社会的整合程度成反比。犹太教、天主教、英国公教都有更强的整合力量，而基督新教在规定教徒生活目标上缺乏强制力；独身者、离婚者比有家室的人较少地负有义务；从这些脱离了社会义务和束缚的人们中产生出更多的自杀者。

利他型是在社会组织高度聚合和社会整合力量过强的状态下产生的，是个人对集体的牺牲，是个人过分地屈从于一种社会目标和意义，过密地结合在社会中，以致个人失去了自主。涂尔干以欧洲军队为例说明利他型自杀。在军队里，士兵被训练得不看重自己的价值，使他们感到被一种“社会价值”所扼杀，失去了自我，失去了生活的乐趣，因而军人的自杀率高于普通百姓。

失范型自杀由社会混乱所导致，在混乱中社会成员的行为失去了规范，增添了痛苦。涂尔干认为，欲望与满足欲望的手段之间的不平衡是一切生物痛苦的根源。动物的生理机制为其欲望划

定了界限，而人的欲望却是无止境的。他占有的越多, 欲求的就越多, 所获得的未能满足需求反而刺激了新的欲望。欲望有界限，人们才会感到满足和快乐，而欲望的限定只能来自社会。社会形成了一套等级秩序。不管这个秩序是基于世袭还是个人成就，正常社会中的秩序总是被大多数成员接受的。当社会成员认为这种等级原则合理，自己应处在某一特定阶层中, 他就欣然地接受该阶层给予他的限定, 欲望与手段也就有了平衡的可能。当社会发生动乱、变迁时，人们失去了种种秩序和规范，欲望与手段不协调，行为混乱而无节制，遂造成种种痛苦，导致自杀率升高。

宿命型自杀是由于社会控制过度以致个人无法忍受过多的限制所致。涂尔干认为这种类型的自杀在现代社会并不常见，他没有对此作详细的讨论。涂尔干总结其自杀研究, 提出了3个命题：社会的人需要一个高于个人的社会目标；对这个目标所负的义务不至于使他失去自主；他的欲望应受到社会秩序给予的一定程度的限定。在自杀原因上，迪尔凯姆并不完全否定个人生理上的因素，但认为那是次要的，社会原因才是主要的。他认为, 当一个社会不能提供上述三项条件时，一些心理上脆弱的个人就可能会自杀。

六、 宗教

众所周知, 涂尔干对宗教问题一直怀着浓厚兴趣的，对宗教的研究也是很深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研究宗教的经典著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但是，很不好意思，笔者不喜欢宗教这种

社会现象或者说社会文化，在此便不做解释、分析。记得我们张克政老师说过：“我的课，你什么课外书都可以看，出了关于宗教的。”

七、 小结 涂尔干提出了社会事实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阐述了社会事实之间存在的结构、功能和因果的关系，制定了一系列社会学研究的实证规则，充实了由孔德开启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构想，使社会学方法论具有实质性的内容；他运用统计方法对自杀现象的研究；用人类学资料对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宗教研究，是社会学理论和经验研究相结合的范例，从而结束了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长期脱节的状况；明确阐述了功能分析方法，并在社会分工和宗教研究中应用这一方法，开现代功能分析学派之先河；提出了在社会整体层次上研究和解释社会现象的唯社会论观点，影响了现代社会学的发展方向，并形成了现代社会学一派颇具影响的传统。此外，涂尔干最重要的理论概念和观点，向社会对个人的决定作用、社会团结的类型、功能性社会分工、道德规范的调节作用及其内化过程、社会解组与示范理论等，都已成为现代社会学的基础。除了笔者介绍的社会学思想以外，涂尔干还在宗教社会学、教育社会学、知识社会学等诸多领域进行了影响深远的开拓性研究。这些研究至今仍为各门分支社会学的发展提供驱动力。总之，虽然涂尔干的社会思想和研究方法尚有值得推敲的地方，但其在社会学发展史的深远影响和地位是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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