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热门话题的"冷处理"

作者：赵建群

特区经济 1998年07期

　　近日翻阅一些研究特区的学术杂志，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呼吁深港金融衔接的文章，竟如吃了一记闷棍，在作完“香港回归”的冲刺后，都识趣地作鸟兽散了。

　　今日“深港金融衔接”的行情告跌，却不知是因为炒错了题材，还是因为题材的挖掘已经探底，或者是题材不曾炒错，潜力也不曾挖尽，只是囊中既饱，何不退阵歇息？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我想都应该给予批评，因为，作为一个金融工作者，如此炒作题材，未免太不负责任。

　　“深港金融衔接”这个题材因于香港回归这一主题，同时由于深圳是我国一个经济特区，因此，与这个题材并行相生的还有另外一个题材：深圳如何充当金融改革的“试验场”？

　　为了分析“深港金融衔接”，我们且先看看“金融试验场”问题。

　　围绕特区究竟还“特”不“特”下去的问题，国内学者有过许多争论，占优势的观点认为：特区应该“特”下去，虽然“特”得不再明显。可是该怎样“特”法？具体到金融领域，很多人提出：给我更多权利和自由，让我在以下几个方面为你做“试验”：①扩大人行深圳分行的权限，一方面可以全区内金融机构相对独立，较之其它地区更健康地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仿效美国联储的作法，力争成为华南地区也应该是珠三角的一个金融监管中心；②人民币在本区内实现自由兑换；③利率市场化；④国有专业银行商业化和其它金融机构的公司（股份）化；⑤国有股与法人股上市流通，实现与普通公众股的同股同权；⑥建立离岸金融中心。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应该说，以上设想无一不利于深圳金融业的长足发展，而且可以肯定，每一设想或早或迟都会实现。但是，众人在炒作时却忽视了两类问题：其一，这些措施能不能在特区试验？试验以后又能不能在全国推广？为什么非得先在特区“特”一下，然后再推向全国？假如需要试验，而且必定在特区试验，其可行性如何，机会成本又是什么？其二，针对当前中国的社会与经济环境，特区在做这些“试验”时，又能采取哪些切实可行的措施？为什么有些措施应该采取却无法采取？其深层原因是什么？是否有避开症结、达到殊途同归的可能？

　　比如扩大人行深圳分行的权限问题，就有一连串的疑问值得思考。到底应该扩大到什么程度？扩大以后又如何协调同其它地区金融机构的关系？珠三角地区究竟由人行广东省分行统领还是由深圳分行统领？两者各有什么利弊？权限扩大后带来的经济及社会影响是什么？为什么会有权限扩大的需求？原有结构究竟出了什么毛病？假如不把这些问题分析明白，却去空喊口号，则绝非正道的学术研究风气。

　　再比如，关于人民币自由兑换及利率市场化问题。近年来，这两方面的呼声可谓甚嚣尘上，因为它涉及金融改革的两大核心问题：从国内来看，若能实现利率市场化，则贷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症结均可化解，同时，对于证券市场的震荡问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问题，以至现代企业制度的最终建立问题，均可起到辅助治疗的功效；从国际范围来看，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实现自由兑换，不但可以引导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发展壮大，而且可以吸引国外金融机构走进来，补充国内资本市场，为国内企业和居民提供更多发展资金和投资机会。它对中国经济的长期贡献将是不言面喻的。

　　可是为什么至今我们仍不能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和利率市场化？这其中还有什么结不曾解开？是因为国际环境暂时对我们不利，还是因为其它改革不曾到位，阻止了我们的步伐？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假如以上问题都不曾分析，却提出在深圳圈地试验，可就有点令人费解了。何况，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利率的市场化都属宏观范围的金融政策工具，它的有效运行有赖于完整的经济系统，假如不分青红皂白都划出一块来作试验，除了博取几声对赤膊上阵者的喝彩，还会结出什么商品品质的果实来呢？

　　中国如今的发展已不比改革初期，地区之间差距正日益扩大。在深圳作出的试验，若拿往贵州和青海，结果就会完全两样。

　　可是照这么说，是不是深圳就不应该做试验了？答案是否定的。

　　深圳仍有做试验的必要，但与改革初期相比，这种试验应该被赋予新的含义。特区刚建时，全国上下，百废待兴，特区的各方面都是榜样，每一次试验，只要成功的，全国各地几乎都可以仿效，在特区失败的试验，也不会对其他地区产生太大影响。如今却不一样，开放型的经济体系已经初具规模，任何经济改革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更何况象人民币自由兑换及利率市场化这样的核心问题。假如深圳金融界（或者深圳金融业的研究工作者）不再将注意力放在对特权的申请上，却能按照现行的《公司法》、《商业银行法》以及其它相应法规，放胆进行行业整顿，可以肯定的是，深圳的金融业必将获得长足发展。这种整顿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试验的过程。因为金融改革也面临一个固本清源的问题，改革从何处入手，如何动手，绝非几个口号可以回答。假如深圳抓住了问题的根本，而且是中国现实条件下可行的，那么，可不可以说，深圳是在为全国做试验？是不是体现了特区之“特”？

　　至于有人到举A、B股并轨、国有股和法人股上市流通作为深圳金融改革试验的目标，却并未道出个一二三来，更是令人遗憾。因为这些问题现在全国普遍存在，谁都明白它对证券市场的发展不利，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不利，可是，就是找不出一个好的解决办法来。深圳既然有特区之名，何不行特区之实办个“试验场”，找出个两全其美的方案来？可惜一番聒噪过后，仍留下“题材”一堆，只好待有心者去慢慢挖掘了。

　　说了一大堆，似乎与“深港金融衔接”这个题材还不曾挂上钩。其实不然，因为“金融试验场”这个题材是在香港回归的大前提下促生的。当“深港金融衔接”成为热点时，“试验场”的题材也就应运而生了。两个题材虽然算不上孪生，但是出现的问题却非常相似：都是一厢情愿地定目标，不切实际地找“利好”，真正说上点子的少，能够操作的更少。

　　比如有人提出让深圳分流部分香港金融业务，包括离岸业务，计算中心与数据处理等，所举理由大致有两点：其一，有利于稳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因为有深圳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助手）；其二，有利于深圳金融业的发展壮大。而且，从目前的现状来看，深圳也确实分流了香港的部分业务。但是这种分流还有多大的发展余地？分流的原因又是否真是香港自己的业务饱和了，需要深圳帮助消化？假如真正是为了帮助香港，深圳是否应该再去分流这种业务？

　　不能因为这种业务已经存在，就认为它必定可以发展壮大。因为任何事物均有一个成长条件，在此条件下，又必定会存在一个发展极限。香港金融业务的内移不只是金融业本身的发展取向问题，它是香港整体经济向内地渗透的结果。假如不具体分析两地经济发展的阶段及条件，却一厢情愿地要求分流香港的金融业务，无异于去釜底抽薪。

　　讨论最多的还是深圳的“桥梁”作用问题。因为过去确实是桥梁，现在也算得上桥梁，从深圳自身的角度来说，更希望今后确保桥梁的地位。至于怎样保？有人提出：简化手续，降低税费，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吸引更多香港银行到深圳开办分行或办事处。不可否认，这些措施是吸引外资金融机构的必要条件，可是即便提供这样的优惠条件，结果又怎样呢？据人行深圳分行有关资料显示，深圳在吸引外资银行（主要是港资银行）方面，与广州、上海、北京相比，已经出现明显滑坡的现象。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难道是特区重视不够？或者是条件不如以上城市优越？假如这些理由都很勉强，那就应该从金融机构本身的趋利特性去找原因了。看看深圳是否有足够供金融机构挖的资源？从成本与效益方面分析一下外资金融机构进驻是否更具比较优势？这种优势又能保持多久？可惜的是，这方面的文章尚不多见，即使有人偶尔提及，也全似本文一般，只有点晴之笔，全无技术分析。

　　作为对“衔接”这个题材的深化，不少人还提出，要借鉴香港金融业的运作经验，加强对深圳金融机构的规范和监管。看似一个无隙可击的结论，其实大有画蛇添足之嫌。香港的经验是什么？还不是国际惯例！可是这个经验我们又怎么去向香港学？香港发展了近百年的自由经济，有民主的经济环境，有完备的经济法规，更有高效廉洁的行政架构作辅佐。深圳有吗？香港的经验明白地摆在面前，我们若有能耐拿过来，也无能耐保证它不在手中扭曲变形。这几年国内争着要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各种统计数据也都明白地宣告，资本充足率大大提高了，甚至高过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可是给人的信誉仍然很低，为什么？因为你的坏帐、呆帐太多，坏帐、呆帐太多却不倒闭，这就说明你们的体制有问题。体制出了问题就如身体长了暗疮，若不开刀治疗，背上一百个药方也是白搭。

　　话说到此，有人即会提出疑问，如此说来，深港也不用衔接了？

　　笔者的答复是：“深港金融衔接”的题材依然存在，“金融试验场”的题材也同样存在，但是需要真正具有智慧的长线投资者去挖掘。

　　首先，你须提醒自己：我是否了解了基本面？——中国的经济现状有何特别？国企改革的难点在哪里？证券市场震荡不定的真正原因何在？人民币自由兑换、利率自由化、专业银行商业化等等政策措施，为什么迟迟不能施行或者不能贯彻到底？该颁布的法规为什么迟迟不能出台，而出台的法规又为何总是效果不佳？所有这些因素对分析深圳金融问题会产生什么影响？

　　其次，你还须保持对消息面的高度敏感：香港方面出现了何种动向？内地相关城市又在做出什么政策调整？大大小小的金融风波是否表现出了抢滩登陆的迹象？

　　在以上信息收入囊中以后，你就可以使用技术分析这个武器了。也只有在这时候，你的技术分析才不会成为数据的罗列，同样一个统计数据，你将得到全新的含义。

　　但愿经过这一番“冷处理”后，能有英才慧眼，将深圳金融理论研究的真正价值奉献给读者。

作者介绍：赵建群 广州中山大学港澳所 邮编：510275